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1－4225（2008）05－0005－06 近若干年，黄浩博士以其“后思路”撰写了一系列学术文章来探讨文学的历史与未来。笔者在细读时发现，其中存在着诸多背离学理的地方。为使讨论更加集中，本文仅对其《文学的面孔：正在变得模糊起来……——对“后文学时代”文学的历史思索》[1](以下简称《面孔》) 一文进行学术批评，以就教于学界同仁。 一、“文学经典时代”的概念是虚假的 尽管《面孔》直接出现“文学经典时代”这个词只有3次（第5、6、8段），但该文出现了指称同一概念的“文学的经典时代”1次（第7段）、“经典文学时代”5次（第7、9、11、13段和小标题）。可见，“文学经典时代”是《面孔》最为重要的概念之一。应该说，在一篇文章中用不同的名称来指同一概念多少会增加受者阅读上的困难，不过，由于这样做在学理上有时候难以避免[2]20，故无可厚非。 那么，“文学经典时代”指的是什么？《面孔》写道：“是指迄今为止一直被神圣化的文学历史。”（第6段）“在此前的文学年代里（包括整个古典时代和现代，以及社会信息化之前的当代），读者与听者一直是把文学视为‘经典现象’的。人们普遍以神圣的心态去接受文学的各种‘教育’……多次的反复的文本细读，将文本意义和价值反复咀嚼，甚或要配合作家本人或批评家的阅读指导，一部作品的阅读过程才有可能结束……文学的经典时代，就是一个人们用对待经典的虔敬心态去理解文学的时代。也可以说，是一个人们将文学视为经典的时代。”（第7段）从这两段文字中，读者可清楚地了解到黄浩博士的“文学经典时代”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接下来的问题是，像这样的概念所指称的事物存在吗？答案是否定的。 首先，必须指出的是，黄浩博士所谓的“文学经典时代”采用的是“规定定义”而非“词典定义”[3] ——其中，“经典”可以在现代汉语词典里查到，不过，它的外延、内涵与词典中的“经典”的任何一个义项[4] 都差别甚大。具体而言，词典里的“经典”指的是“部分的著作或作品”，而黄浩博士的“经典”指的却是“全部的著作或作品”；词典里的“经典”指的是部分著作具有“典型性”或“权威性”，侧重于客体释义，而黄浩博士的“经典”指的则是所有著作或作品都被视为是“神圣”的，侧重于主体释义。也就是说，黄浩博士的这种“规定定义”是非常之与众不同的，也是很容易让人困惑的。诚然，对于读者的困惑，黄浩博士可轻易地以词典“定义并没有考虑到语境要求”[5] 为由而逃避责难。不过，仍有必要指出的是，由于“经典”是文学批评中的一个“术语”[6] ——即是说，其名称与概念的关系是“单参照性”的[2]22，所以，黄浩博士“新造”出来的“概念”在客观上已经是颠覆了惯用的“经典”概念，或者说是抛弃了传统上的“经典”概念。虽然笔者在“颠覆经典”问题上也有自己的看法[7]，但是，由于篇幅的限制，这里只能指出黄浩博士文章中隐藏着的观点而不能就此展开讨论： 其次，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同时存在着喜欢或很喜欢文学和不喜欢或很不喜欢文学两类人，也不管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都一样有着认真、深入和马虎、浮浅两种不同的文学接受。对于这样的基本事实，黄浩博士全然不顾，片面地以“社会信息化之前”的“人们用对待经典的虔敬心态去理解文学”来证明那是一个“文学经典时代”。或许黄浩博士未曾注意到，远在古希腊时期，被认为是“历史上最早的并且有持续影响的探讨诗歌本性”的柏拉图[8] 就对诗歌有诸多的指责[9]，那时与柏拉图同属于一条战线的还有色诺芬、赫拉克利特以及诡辩学派哲学家们等[10]；而有“第十缪斯”之称的女诗人萨福的许多诗作则因所谓的“伤风败俗”于“1073年在罗马和君士但丁堡被公开焚毁”[11]。这里就不再说古代的文学是如何地多灾多难，只说在所谓的“社会越来越进步”的近一百年里，文学遭受厄运的情况也依旧是屡见不鲜——譬如，1933年，德国法西斯就把海涅的作品付之一炬[12]；斯大林时期，苏联“被禁作家的名单”多达3310人[13]；中国“文革”时期，许多优秀或不怎么优秀的文学作品被当作“毒草”来铲除，巴金、老舍、曹禺、罗广斌、周立波、赵树理、柳青、杨沫、梁斌、吴强、周而复等一大批作家则受到严厉批评甚或被迫害[14]。 当然，黄浩博士可以辩解说，他所讲的是“普遍性”。但即使这样，它也仍是一种很令人怀疑的说法，因为它无法很好地解释历史上常会出现的下列各类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学现象。第一类是，在同一国度的同一个时期里，有些作家作品会被追捧而有些则不会，前者如巴尔扎克，后者如司汤达[15] ——类似的情况还有朗费罗与惠特曼、斯陀夫人与麦尔维尔[16] 等。第二类是，在同一时空里，某类作品或某一作品在不同人群的眼里是截然相反的。譬如，公元1世纪的古罗马，“通俗文学深受大众喜爱，却遭到了知识分子的蔑视，他们认为这种文学不过是江湖骗子的炫耀和卖弄罢了”[17]。再如，1907年《母亲》刚出版时，各国工人以及社会主义者赞誉不绝，但俄国的知识分子多不喜欢，“觉得它是一个与时代脱节的东西”[18]。又如，20世纪上半叶，英国一些读者对劳伦斯抱赞赏的态度——像拉·阿伯克龙比[19]、摩·爱·福斯特[20] 等，而另一些则反过来——像罗·林德[21]、高尔斯华绥[22]、T·S·艾略特[23]、W·C·皮利[24] 等。第三类是，有些作家在某个时期普遍受冷落（或受欢迎）而到了某一个时期则相反。譬如，《草叶集》刚出现时，除爱默生等少数人给予较高的评价[25] 外，多数反应不良，但随着时间的推移，高度评价乃至极度赞誉的人越来越多——包括罗·布坎南[26]、埃·庞德[27]、卡尔·桑德堡[28]、T·S·艾略特[29]、舍·安德森[30]、兰斯顿·休士[31]、巴·聂鲁达[32]、卡夫卡[33] 等。再如，司各特的“作品曾经统治过19世纪20和30年代的书籍市场”，然而，到了19世纪的下半叶，照勃兰兑斯多少有些夸张的说法：“他现在已经成为一个只能受到十三四岁的孩子们欢迎的、每一个成年人都曾经读过但是没有一个已成年的人再会去阅读的作家了。”[34] 第四类是，有些作品历经检验而被保留下来，而有许许多多的作品在出现之后不久便被人遗忘或最终消失在历史的视野中。譬如，古希腊的悲剧家有许多，但我们今天常常谈起或看到的大致上也只有所谓的“三大悲剧家”的作品了，并且这些为我们所见的作品还只是他们创作出来的一小部分。[35] 再如，许多曾广受欢迎的西班牙流浪汉小说作家早已消失在历史的长河中，可塞万提斯却完全相反。实际上，即便是像塞万提斯这样的经典意义上的作家，后人首先想到或主要提起的也还是他的长篇小说《堂·吉诃德》，尽管其一生“写过不知多少戏剧和中篇”[36]。第五类是，同一位读者在不同时期对同一对象的态度不一样甚或是截然相反。譬如，对于惠特曼的《草叶集》，亨利·詹姆斯是先抑后扬[37]，而阿·查·史文朋则是先扬[38] 后抑[39]。再如，台湾作家陈若曦，先是“很崇拜海明威，不太欣赏福克纳，嫌后者艰深晦涩。仔细读过他的全著后，喜好正好倒过来”[40]。又如，屠格涅夫对待《战争与和平》的态度是先批评后赞扬[4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