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怕只要稍微敏感一些的读者都会有这样的感觉：当下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丧失了它最初的激情，越来越无法提出让人兴奋的话题。尽管当前批评家出版、发表论文的数量远远高于以往的任何一个时期，但就其在整个思想界和社会生活中所占的位置及所发挥的作用而言，却已经大大地下降了。如果上世纪80年代的文学批评参与了那个时代思想的构成和人的精神面貌的塑造的话，那么今天的文学批评已经越来越远离了时代思想的中心，日益苍白，甚至演化成了一些无聊的自娱自乐的游戏。这种远离，显然不是用学科的自律性诉求这样的说法可以简单解释的，说它是当下社会的价值失范所致似乎也缺乏说服力。那么问题究竟出在哪里？到底是哪些复杂的因素联手制造了今天文学批评的窘境？ 要有效地回答这些问题，恐怕还要从80年代的文学批评状况入手。可以说，今天的文学批评的困境，早在80年代就已经埋下了隐患。众所周知，80年代的文学批评经历了一次重要的范式转换。这次转换，发轫的契机是对于50至70年代批评范式的反省。这一反省主要集中于两个焦点：一是50至70年代批评范式的僵化；二是批评理论、方法的单调。50至70年代的文学批评，在总体上一直处在某种一元性观念的控制之下，经常是几根干巴巴的政治教条，将各种文学作品扭扯得支离破碎，面目全非。批评家混迹于社会、历史、政治学者之中，失去了自己的身份。与“斗争论”、“工具论”等简单化、庸俗化的理论观念大张旗鼓地勃兴相伴随，文学批评的本体自足性已经日益消解。 一个观念的转型是需要有其意识形态的前提的，一个事物确立自身的力量，通常来源于它的对立面。应该说，正是由于50至70年代那些僵化的批评范式的存在，才使得新的批评范式确立它的合法性成为可能。针对当时的社会语境，80年代的批评家建构起来了一整套新的知识谱系，“启蒙”、“现代化”、“民族国家”、“主体性”等全新的关键词，成了解读一切文本的万能钥匙。这套新的批评范式的强烈革命性意义在于，它构筑了“专制”与人、人性的二元对立关系，它所营造的新意识形态背后，蕴涵着一种对人的多样性、可能性及丰富情感的诉求，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在“重写文学史”等口号的掩护下，批评家的个性与困惑都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张扬，从而获得了一种“内心”意义上的书写自由。而更为重要的是，借助于这种批评范式，批评家们成功地整合了一系列有关现代性的“经验”，一些重要的思想概念，比如自我、个人、人性、性、无意识、自由、爱等等，都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被组织进当时的文学史写作与教学中。在某种意义上，这些概念正是当时流行于思想界的“人道主义”话语的派生物，它们在叙述文学在这个世界的存在境遇时，也为人们提供了一种现代价值的选择可能。应该承认，在80年代，经由新的批评范式而进行的文学批评探索，比如对“真实性”的重新界定、对“主体性”的重新确认、对“人文精神”的重新张扬等等，都极大程度地动摇了“正统”的批评范式的地位，并且为以后的批评实践打开了一个相当开阔的空间。 任何范式都不是非历史的存在，它必须结合特定的历史语境方能得以生成意义。一旦新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关系出现，这个范式如果不能及时地调整自己的外延和内涵，就极有可能成为一种新的压抑与束缚机制①。进入90年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内在的深刻变革，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权力轴心转向经济轴心。尽管传统的权威观念依旧强大，但消费需求所表现出的平民意识也不容漠视。新的社会问题、社会现象层出不穷，80年代的文学批评范式赖以存在的某些具体的历史语境（如庸俗社会学、政治功利性），也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但遗憾的是，在社会剧烈变迁的时候，在中国社会与人的精神状况出现诸多非常复杂和尖锐的问题的时候，在社会各个阶层都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进行激烈的、充满激情的思考的时候，很多批评家并没有介入到这些思考和激动当中去，而是依然继续自囿于80年代所建构起来的那套知识，越来越拒绝了解社会，越来越拒绝与社会生活进行良性的互动，更不必说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当代人精神走向的塑造上了。他们已经无心或者无力对人们迫切需要了解的当代生活的复杂性、尖锐性和深刻性方面，提供任何具有意义的想象。他们回避真实生活、主动退回到书斋的做法，不仅使他们丧失了持续解决难题的能力，也使他们退出了社会价值生产的中心领域。80年代的那套曾经进步的观念，在他们手中变成了新的保守和教条。 这种新的保守和教条，在90年代的文学批评实践上的具体表现，就是对学科的独立性与自主性的刻意强调。80年代伊始，就有批评家曾大力呼吁：以80年代确立的那套概念为基础，建立以“文学本身”为本位的学科规范。有人甚至还正式提出了当代文学批评的经典化问题，建议将当代文学批评变成某种断代文学研究，划定自己的“边界”，在学科类型上向古代文学、现代文学研究看齐。可以说，在整个90年代，学科的自律性诉求逐渐成为当代文学批评界的主流声音，专业化和知识化也成为相当一部分批评家获得自我认同的依据。由于这种学科的自律性诉求符合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所要求的学科化的知识建构模式，所以很快就获得了它的合法性。批评界也逐渐形成了一个默认的共识：只有在自己的“边界”以内进行的批评工作，才是正当的；如果超出了自己的“边界”、脱离了自己的“专业”，所获得的成果则不具有合法性。学科的“边界”圈定以后，批评家又纷纷开始在其中认领自己的“领地”，有的人按照体裁来认领，比如“小说批评”、“诗歌批评”、“散文批评”、“影视批评”；有的人按照年代来认领，比如“十七年文学批评”、“新时期文学批评”、“新世纪文学批评”。此外，还有人按照作家、地域、流派来认领，不一而足。这种在大边界中再划定小边界的做法，虽然在推动当代文学批评的学科规范方面具有一定的正面意义；但它同时也将批评家的“专业视野”进一步内在化，从而使批评家失去了自己全面把握社会整体的能力，失去了对社会发言的知识前提。最终造成的局面是：十几年下来，批评界虽然出现了一大批形式上很符合学术规范的“学术著作”，但思想的锋芒和艺术的敏锐却大大地下降了。曾经站在思想前沿的文学批评，在内部产生了自己的“惰性”，甚至演变成为影响时代思想推进的一种反面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