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与世界的关系是所有艺术理论的核心，画家所画的总是他看见的东西，世界总是如其所在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但是，它又不是如其所在，因为看的人是带着特定的观念在审视着它，观念总表达着特定的哲学内涵。艺术史常常就是哲学史的直观表演。正如德国美学家巴尔所说：“人对这个世界持一种什么样的态度，他便抱以这种态度来看世界。因而所有的绘画史也就是哲学史，甚至可以说是未写出来的哲学史。”[1]（457页）这说明决定艺术家怎么看的往往不是眼睛，而是大脑。因此，视觉艺术、视觉文化实质就是“看”世界的哲学的另一种表现方式。在西方，视觉艺术看待世界的方式与哲学的认识论有着内在的一致性，与其说视觉艺术、视觉文化是文化和哲学的一种反映，不如说它本身与文化、哲学在思维上是异质同构的。 古希腊人从一开始就认为视觉在人类与世界发生关系的感觉里具有优先地位，它是最基本最高级的感觉，视觉统辖其他的四个器官，它的认知功能非其他感官所能相比。在希腊语中，观、看、视、形、相、象等词汇在词根上都是相同的。希腊哲学的“形相”（eidos或idee，也译为理念）都与动词“看”(idein)相关。在希腊哲学里，“看”就意味着“思”[2]（183页）。邓晓芒总结说：“西方哲学，就其是一种最广义的理性的哲学而言，都是一种反思哲学。所谓反思(reflexion)，原是指光的反射，就是从一个对象上追溯它之所以如此的原因，就像沿着光的直射路径回溯到光源那样。”“谁若不对现象作反思、由此去寻求本质的东西，谁就没有达到哲学的层次。所以，没有反思和间接性思维就没有哲学。”[3]“理性”的反思就是追根溯源地看，看与思是一致的。而看是离不开光的，光决定了人是否能够看见；在绘画艺术里，画的构图、结构以至色彩等都是由光所决定，整个绘画史里，艺术流派和绘画观念的改变首先表现为对光的处理。阿恩海姆说：“光线，是揭示生活的因素之一。它是人和一切昼行动物大部分生命活动所赖以进行的条件，光线还能向眼睛解释时间和季节的循环。光线，几乎是人的感官所能得到的一种最辉煌和最壮观的经验，正因为如此，它才会……受到人们顶礼膜拜。”[4]（410页）西方文化里有一种对光的崇拜。因此，光也就成为一个贯穿现代哲学与艺术始终的核心概念。对光进行观念史的梳理，可以让我们发现在现代哲学与艺术之间存在着本质联系。光的观念史就涵盖形而上学与现代艺术、美学的观念史。 一 外在的光与内在的光 首先我们必须区分非主体性的看（光来自外部）和主体性的看（光来自内部）。希腊哲学和中世纪欧洲神学的看是非主体性的，一种被动的看。光在柏拉图（苏格拉底）那里是“理念（相Idee）”，只有通过“理念（相Idee）”之光人才能认识真实的世界。柏拉图在阐明自己哲学的观点时，反复说“看”、“凝视”、“神视”、“发现”等等[2]（184页）。“太阳喻”和“洞喻”就是在“看”的哲学思维中产生的。他用“看”的哲学思辨建构了他的理念说（即相论），他认为：“眼睛所具有的能力作为一种射流，乃取自太阳所放出的射流。”眼睛的视觉能力来自太阳光的照射，这不仅是物理的事实，而是它阐明了“太阳跟视觉和可见事物的关系，正好像可理智世界里面善本身跟理智和可理智事物的关系一样”[5]（265页）。太阳是“可理智世界里的善本身”，眼睛是“理智”，而“人的灵魂就好像眼睛一样，当他注视被真理所照耀的对象时，它便能知道他们了解它们，显然是有了理智。但是，当他转而去看那黯淡的生灭世界时，它便只有意见了，模糊起来了，只有变动不定的意见了，又显得好像是没有理智了。”[5]（265页）因此，人的理智是不可靠的，就像人眼必须借助光认识对象一样，人的理智惟有在“善本身”的照耀下才能获得认识能力，“这个给予知识的对象以真理给予知识的主体以认识能力的东西，就是善的理念。它乃是知识和认识中的真理的原因。”[5]（266页）基督教神学被欧洲接受的过程就是它希腊化的过程，只是柏拉图的理念之光被上帝之光所替代，光来源自上帝。受此影响，古希腊和中世纪艺术基本上遵循摹仿论进行创作，它强调艺术家对客观事物的忠实摹仿，它否定人对客观事物的创造性，肯定美源于外在的光（理念或者上帝），人不过借着此种光所给予的观察力对物相进行摹仿。艺术家的看是被动的，缺乏主体性。 文艺复兴是个转折，此时的理性主义给绘画重要的影响，解剖学和定点（焦点）透视学成为绘画发展的科学基础。文艺复兴的艺术大师、画家达·芬奇同时也是科学家，他和欧几里德一个在艺术领域，一个在科学领域确立了定点的透视作为观察世界的先天地位。他说：“透视为理性之表现，经验藉此表现而证实，一切物体如何以锥形现将其形象传至眼。所谓锥形线者，系指自物体表面之边缘处开始，由远至近，逐渐会聚于同一点之各线。眼为一切物体之万能裁判。就上述事例而言，此会聚点位于眼目之中。”[6](140页）物体的轮廓线会聚于人的眼，人的眼就是焦点，形成所谓的锥形，锥形线本身却是人主观的虚构，它代表了人的主体意识。人眼由此具有了类似的太阳的赋形功能。所以，焦点透视实际就是理性崇拜的产物，它表明理性的全面胜利。那个时代所有重要的艺术家都遵从科学精神，人类的理性自信开始一步步地膨胀，虽然同样是摹仿，但既然概括事物的线条是人所构建的，那么线条就在人的理性控制之中。绘画里开始了逻辑建构理性空间的努力，透视法成为三维空间的艺术构建术。这一时代最杰出的作品，无一不是通过透视的线条笼罩宇宙，用光色凹凸再现世界。在哲学领域，笛卡尔论证了人类具有理性之光，人是看的主体，依靠理性照亮。他的形而上学确立了“主体性的看”的阿基米德点地位。“我思故我在”(egocogito sum)的命题是人主体性的表述，标志着现代哲学的开端。笛卡尔相信，我们天生的“自然之光”能够使我们“穿透最为深奥的科学秘密”。他称谓的天生的“自然之光”乃是精神之光、理性之光、先验之光。正如汉斯·勃鲁堡指出的：“有如此之多的先验之光转度到主体那里，以致于主体成了‘自行照亮的’……人类精神的光之特性恰恰就显示在，对这种光的黯淡过程和误导的分析以及其后继的消除被理解为哲学‘方法’的新任务。”[7]（315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