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从中西方儿童文学关系史的视点，从一个侧面描述二十世纪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走向——它在发生期的性质，后来曲折发展的因由以及理论的现实需求与未来发展战略。 一、历史回顾：“别求新声于异邦” 中国儿童文学发轫于何时，学术界对此有以下三种观点：一种观点是外国“移植说”，即认为中国儿童文学萌蘖于外国童话的移植。持这种观点的人大都将孙毓修编译的“童话”丛书（商务印书馆）出版的起始年1908年〔1〕作为中国儿童文学诞生的标志。另一种观点认为， 中国儿童文学是在“五四”新文学运动中产生的，叶圣陶的《稻草人》（1923年）是中国的第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集。上述两种观点都认为中国古代没有儿童文学。第三种观点则与此相反，认为中国古代虽无“儿童文学”之词，但儿童文学却是“古已有之”，而且源远流长。 对中国儿童文学的诞生期的划分之所以会出现如此众说纷纭，根本原因在于研究者对儿童文学的本质以及中国社会在儿童文学方面的特殊境遇持有不同的理解和认识。 儿童文学的产生是以儿童的发现为前提的。因此，儿童文学只能产生于建立起尊重儿童人格和诸项权力的新型儿童观的近代社会。这一结论已经成为儿童文学理论中的公认原理。如果依据这一原理来分期，中国儿童文学古已有之的看法便失去了立足的根基。当然，人们有理由挖掘神话、传说、志怪、传奇等中国古代文学样式中的儿童文学的某些要素，但是，归根结底，只能把它们看作是儿童文学的史前现象。 依据上述原理，中国儿童文学产生于晚清这一观点也似乎令人生疑，因为迄止晚清，中国社会并没有形成近代意义的儿童观。但是，探究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必须将中国近代社会的特殊性质置于视野之中。中国的近代化是在西方近代化的猛烈冲击之下开始的，在这个意义层面上，中国的近代化不是能动的而是受动的。中国近代化的这种受动性，对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以及后来的发展具有根本性的影响。尽管晚清社会因没有建立近代意义的儿童观而并不能产生自给自足的儿童文学作品，但是，自鸦片战争特别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西方儿童文学、儿童读物的大量翻译介绍，却在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上，催生出儿童文学的稚嫩萌芽。正是由于移植西方儿童文学作品，晚清儿童文学才呈现出一片氤氲气象。 所谓“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如果把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看作是一个过程的话，晚清无疑是中国儿童文学的胎动期。这个时期的儿童文学还没有获得主体性。到了五四时代，反对封建传统的新型儿童观的确立和白话文的提倡，打破了阻碍儿童文学成长的两大桎梏，中国儿童文学终于获得了主体性并走向近代化。 如上所述，中国儿童文学的发生，不具备西方儿童文学的能动性和常规性，它的发生过程脱逸出了先有创作，后有理论这一文学发生、发展的一般规律，而是表现出先有西方（包括日本）儿童文学的翻译和受西方影响的儿童文学理论，后有中国自己的儿童文学创作这样一种特异的文学史面貌。 中国儿童文学在西方文化、西方儿童文学的催生下产生这一历史事件，充分证明了中国儿童文学在诞生之初的受动性格。正是这种受动性格给得风气之先的中国儿童文学理论以蓬勃的生机，使其出手不凡、震聋发聩。 在中国儿童文学理论的发生期，呼唤“人的文学”的周作人做出了举足轻重的贡献。从目前可见的史料来看，周作人于1920年10月25日在北京孔德学校所作的讲演《儿童的文学》（发表于《新青年》第8卷第4号）是中国最早立于哲学的基点，系统、全面、深入地推出自己完整的儿童文学观的一篇理论文字。在这篇论文中，周作人不仅承继《人的文学》中对封建儿童观的批判，而且更进一步正面阐述了他的儿童观：“以前的人对于儿童多不能正当理解，不是将他当作缩小的成人，拿‘圣经贤传’尽量的灌下去，便将他看作不完全的小人，说小孩懂得甚么，一笔抹杀，不去理他。近来才知道儿童在生理心理上，虽然和大人有点不同，但他仍是完全的个人，有他自己的内外两面的生活。儿童期的二十岁年的生活，一面固然是成人生活的预备，但一面也自有独立的意义与价值；因为全生活只是一个生长，我们不能指定那一截的时期，是真正的生活。我以为顺应自然的生活各期，——生长，成熟，老死，都是真正的生活。”基于这种近代的进步的儿童观，并具体运用儿童学的方法，周作人对少年期前半的各年龄段的儿童文学，从体裁分类上进行了清晰而不乏精到的阐述。《儿童的文学》所提出的儿童文学观，如果一言以蔽之，那就是周作人后来在《儿童的书》一文中所强调的——“儿童的文学只是儿童本位的，此外更没有什么标准。”正是由于把儿童文学规定为儿童本位的文学，周作人才敏锐地洞察到儿童文学的两种偏颇：“在儿童文学上有两种方向不同的错误：一是太教育的，即偏于教训；一是太艺术的，即偏于玄美：教育家的主张多属于前者，诗人多属于后者。其实两者都不对，因为他们不承认儿童的世界。”〔2 〕周作人指出：“中国现在的倾向自然多属于前派，因为诗人还不曾着手干这件事业。向来中国教育重在所谓经济，后来又中了实用主义的毒，对儿童讲一句话，眨一眨眼，都非含有意义不可，到了现在这种势力依然存在，有许多人还把儿童故事当作法句譬喻看待。”〔3 〕周作人所批评的实用主义观念不仅是当时的流弊，而且在其后漫长的历史时期，一直限制着中国儿童文学的长足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