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我们的现代艺术理论

       在相当漫长的时间里，中国艺术一直沿着自己特有的文化轨迹向前发展。关于艺术的理论思考，也呈现出相应的面貌并形成自己的传统。但这种状况自近代以降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古典形态的中国艺术和艺术理论，由此开始在西方文化这一新的参照视野下不断转型、步入现代。可以说，古典之后的这一段历史时期有其特定的时代发展线索和逻辑。具体来看，其中所包含的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理论与现实等多重张力关系结构，是尤其需要重点关注并反思的问题。因为这些张力关系提示我们：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必然是在对传统观念的继承与革新、对西方资源的引进与改造、对时代语境的关切与回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自己的历史脉络的。与此同时，中国艺术理论百年来在学科层面的演进历程，则为我们理解这一历史脉络提供了最具说服力的现实依据。由以上议题所折射出的学术立场，最终决定了我们对如下问题的理解：什么是我们的现代艺术理论?对于正在步入高速发展阶段的艺术学科而言，这一问题的现实意义是多方面的。尤其当我们力图将“理论”视为艺术学科自我发展的核心推动力时，准确把握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基本内涵及其演进逻辑，无疑具有梳理过去、定位当下、展望未来的多重学术价值。

       众所周知，在进入现代之前，中国艺术早已走过一段足够光彩照人的发展历程。其间留下的大量艺术遗产，作为文化传统中的精华，无疑是一笔极其珍贵的财富。但悖论的是，站在现代转型的立场上，它同时也可能成为一种负担。面对近代以来“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康有为149)，我们一步步从“器物”到“制度”，再到“文化”层面苦苦寻找出路。尤其是在文化层面的反思，令我们越来越关注艺术自身的现代转型问题。比如文学，一场从文言到白话的革命，使其艺术语言的根本形态遭到彻底的改变。自此之后，无论我们怎么迷恋古典形态的诗词歌赋，它们都无法进入现代文学史的书写序列中了。比如绘画，情形看起来更为复杂，但在时代走向上，却又与文学大体相似。传统中国画不断在寻求变革可能性的同时，新的绘画形态也被全面地引入中国。简言之，在一个藉由文化层面探索未来可能性的时代背景下，任何具有艺术史书写价值的艺术活动，都必然包含一个背朝传统、面向未来的现代立场。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传统在这一背景下并不仅仅是必须彻底摒弃的对象。具体来说，现代必然需要以传统作为自己的参照系才能得以存在。更确切地说，“传统与现代并没有一段鸿沟，而实际上，传统与现代是一不可分割的‘连续体’，任何一个社会都是处于这个‘连续体’中的，并且都是‘双元的’或‘混合的’；即任何一个社会制度都是传统与现代的结合体”(金耀基97)。因此，无论我们基于何种现代立场面对传统、无论传统构成何种负担，它都注定会以某种方式参与到现代转型的进程之中。而依据霍布斯鲍姆的观点，所谓传统其实是对“新情境”的一种回应，这些新情境只是参照了旧情境的方式，以某种准义务式的重复来确立自己的过去。在这个意义上，传统不过是我们根据现实需要不断发明出来的。“在传统被发明的地方，常常并不是由于旧方式已不再有效或是存在，而是因为它们有意不再被使用或是加以调整”(霍布斯鲍姆 兰格10)。据此，艺术理论在其中的存在意义，既表现为对各种具有现代转型意义的艺术实践活动进行阐释，更表现在为这些艺术活动总结各种有意识区别于传统的艺术“法则”上。毫无疑问，立于传统与现代张力关系中的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所扮演的核心角色之一，可以理解为鲍曼所谓的“立法者”。这一角色“由对权威话语的建构活动构成，这种权威性话语对争执不下的意见纠纷作出仲裁与抉择，并最终决定哪些意见是正确的和应该被遵守的”(鲍曼5)。但是这样说的前提是，我们必须对这种张力关系及其复杂性给予足够的重视、充分的理解。

       如果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张力关系是时代更迭的必然结果，那么在中国现代转型语境下，西方同样是一个无法绕开的关键词。作为常识，我们知道中国的现代社会转型必须借助“西方”这一特定的文化视野才能得到完整的说明。从中国现代艺术的历史演进过程来看，中西文化在艺术领域的激烈碰撞，既是在技巧或手段层面进行的，更是在思想和观念层面展开的。技巧与手段层面，西方对中国现代艺术实践的影响无疑是重大而深远的。仅以视觉艺术为例，无论在西方古典写实主义油画基础上发展而来的写实主义油画，还是在20世纪80年代引进的西方当代艺术基础上发展而来的中国“当代艺术”，都直接从西方借取了基本的艺术创作方式。即便是传统中国画，也同样在这一过程中不断借助西方艺术表现手段寻求艺术上的突破。由此所引发的，则是中西艺术在思想、观念层面的激烈碰撞与交锋。而其背后所构成的中国与西方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也成为我们把握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整体脉络的另一基本语境。很大程度上，艺术理论在现代中国的发展轨迹及其理论构成，是在西方思想观念的主导下建构起来的。但同时，这一建构过程又充满了赛义德所谓“理论旅行”的意味。如其所言：“首先，有一个起点，或类似起点的一个发轫的环境，使观念得以生发或进入话语。第二，有一段得以穿行的距离，一个穿越各种文本压力的通道，使观念从前面的时空点移向后面的时空点，重新凸显出来。第三，有一些条件，不妨称之为接纳条件或作为接纳所不可避免之一部分的抵制条件，正是这些条件才使被移植的理论或观念无论显得多么异样，也能得到引进和容忍。第四，完全(或部分)地被容纳(或吸收)的观念因其在新时空中的新位置和新用法而受到一定程度的改造”(赛义德138-39)。作为一个历时性的过程，西方艺术观念在中国的引入轨迹尤其值得关注。其中遭际的不同文化之间的排斥与交锋、对话与认同、适应与改造，既是梳理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发展轨迹的重要依据，也是理解现代转型期的中国在文化维度如何自觉应对强势文化侵袭的诸多线索之一。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西方思想资源在中国的“理论旅行”，都是我们把握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必须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

       理论与现实之间的张力关系，是另一个需要特别予以强调的关系维度。归根结底，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是在对现实的关切与回应的过程中，逐步形成其发展脉络的。所谓现实，至少包括三个层面。一是艺术现实。它以艺术创作活动为中心，同时包含了艺术活动所涉及的所有具体环节。在这里，艺术作为一个总体概念，既以各门类艺术为起点，又有一个更开阔的学理诉求。概括地说，基于这一现实所进行的理论探讨，要求体现的是一种“大艺术观”，即不仅仅是在单一门类艺术内部进行专门性的研究，而是特别突出一种跨门类理论视野，一种关注艺术活动的普遍性和规律性的宏观理论视野。二是文化现实。它要求关注的不仅仅是艺术活动本身，还包括艺术活动所展开的文化语境。自步入现代以来，中国文化一直处于深刻转型过程之中并延续至今。艺术作为最具有代表性的文化现象之一，是理解中国现代文化的重要内容。反之，文化现实也是我们认识现代艺术及其理论诉求的重要参照系。对中国现代艺术理论所进行的梳理工作，在某种意义上也可视为中国现代文化史、思想史建构工作的一个有机构成部分。三是社会现实。现代中国所经历的社会变迁无疑是极其丰富的。基于相对特殊的现代转型语境，中国现代艺术的社会现实诉求也一直都非常强烈。与此相辅相成，中国现代艺术理论同样体现出强烈的现实针对性。社会现实的演进轨迹因此也在客观上深刻影响艺术理论的发展轨迹。无论从哪个层面来看，中国现代艺术理论的现实关怀都是极其突出的。如何回应现实，也成为其理论诉求中最基本的内容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