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启蒙？如康德所言，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的状态。所谓不成熟状态，就是不经别人的引导，对运用自己的理智就无能为力。敢于认识，能够认识，有权认识，运用自己的理智，承认自己的愿望，自我决断，自我造就，这是启蒙运动的诉求。从这一点出发启蒙的根本在立人。但是，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并没有解决好自己的启蒙问题。中国近代化之指导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它让我们知道中国之近代化是一个以“师夷长技”为方法，以“制夷”为目标的过程，学“夷”是为了打败“夷”，学“夷”是为了藐视“夷”。中国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近代化其急功近利的非道德性不言自明。中国现代化之指导思想，五四之视野稍稍开阔，眼光兼及“民主”和“科学”，然五四人对此之论证是从进化论出发的，在非道德之进化论基础上论证“民主”、“科学”，实未超越近代功利思维。急切于成败之功利，以“民主”、“科学”为“器”而不是为“道”，这是五四文化失败之原因。五四以来我们实际上并未破除封建中国“‘皇帝’加‘圣人’”的文化结构，在他处有用的“民主”和“科学”在我处就无用，其因悉在此一端。因此，我的观点是，五四启蒙文学的命题依然没有过时，相反在未来的纯文学领域，它越来越显得重要，甚至是纯文学的最重要的职责。 何为介入？纯文学的介入，其角度不在市场，不在体制，惟在于此。20世纪八十年代，特别是九十年代以来，中国文学出现了主流文学、纯文学、通俗文学各自为营的局面，在前后的双重夹击下，纯文学的领地大大缩小了，这种缩小，我们可以从纯文学刊物订数的下滑，纯文学作品印数的下降中明显地看出来，也可以从肥皂剧的流行、摊头文学的热销、消闲书籍的行市中见出。之所以出现这种局面，原因有外部的，但是我觉得更主要的是纯文学内部的，其内部的原因在于它的介入性减弱了，进而它在人民精神生活中的地位、作用以及它的先锋性、思想性下降了。如果说，八十年代还出现了伤痕文学、反思文学等极富现实关怀和超越诉求，以精神品藻赢得人民的纯文学思潮，九十年代就再也没有出现过什么引起巨大轰动的纯文学思潮。 20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形成了四种文学精神并存的格局，即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内核的精英文学精神，以救亡、统一、强盛为内核的爱国文学精神，以休闲、感觉、情爱为内核的都市文学精神，以猎奇、有趣、娱乐为内核的通俗文学精神等，它们并行不悖，相得益彰。但是，20世纪后20年，爱国文学、消闲文学，特别是都市文学获得了极大的发展。可以说当代中国文学90%都可以归之于都市文学的行列。翻阅九十年代以来的文学期刊，我们就会发现，其中写工人和农民，以活生生地生活在底层的人民为主人公的作品少之又少，曾经在五四文学作品中活跃的那些底层人物，在我们今天的文学作品中已经消失了身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局面？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只能写经理、大款等等这些所谓的“高层人士”，为什么我们的作家只会写公司白领、跨国职员、飞机一族？是什么在诱惑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是什么在引导着我们这个时代的作家？某种对成功人士的崇拜，某种对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向往，已经主宰了我们的当代文学，它阻止了我们对底层人民的同情和关心，妨碍我们客观地分析中产阶级趣味对当代文学精神的伤害，我们已经脱离了人民所能感觉的那个生活源泉，已经主动地放弃了那种我们从来的生活经验，而代之以一种虚假的经验，甚至我们还成了这种虚假经验的制造者和推销商。在这种情形下，纯文学的地盘逐渐丧失，以个体、人性、自由为归趋的精英文学精神的衰落就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事情了。 因为它不再介入人民的经验世界，也不再介入人民的精神世界，它远远地独自跑开了，它成了不介入的文学。 八十年代中国文学继承了五四文学在思想和技术上双重的创新意识，颠覆了中国文学代圣贤立言的思想道统以及以时间为本位的叙事文统，带来了中国文学文体上自由自觉的新局面。但是进入九十年代以来它已经渐渐地失去了锐气。曾经的颠覆者，现在成了害怕颠覆的人。他们害怕因为不断地改变自己而被人们说成不稳定、不成熟，他们害怕因为不断探索而失去已经争取到的读者、编辑、导演，他们为保住已经取得的市场而放弃了革新、突破、追求，相反他们采取了保持、稳定、固定的策略。曾经的颠覆者在今天已经成了需要固守、凝滞、保持的人。李锐的《万里无云》对于他七八年前的《北京有个金太阳》来说无疑是重复的，《马桥词典》虽然引起了巨大的争论和社会反响，但比较于韩少功1985年的《爸爸爸》、《女女女》，其探索的意义可以说是微不足道的，小说家借鉴词典极端形式来写小说，并不能掩盖小说家在小说本体方面创造力的衰退；叶兆言的《走近赛珍珠》、《王金发考》等让我们感到这位曾经的先锋小说家似乎已经放弃了他的先锋叙事，而是沉沦于历史的考据中，但是作者又不能对历史作出自己独特的解释（他甚至连这种动机都没有），一种通俗历史的趣味性写法使这些小说显得猥琐而无聊。这是先锋写作的悲哀，文学似乎失去了前进的方向。一方面是各种各样的文学刊物的热炒，一篇又一篇作品的出世以及一套又一套文集、文丛的出版，另一方面是文学的先锋精神的萎缩，写作思想上的麻木以及写作技术上的不思进取，二者构成了九十年代下半期文坛的奇特景观。 其实，启蒙的纯文学在20世纪中国一直存在两种思路。一种是客观人本主义思路，这个思路相信科学和理性在人类生活中的核心作用，相信人类可以整体地运用自己的理性来认识世界，把握自身，通过总体革命获得解放和自由。五四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派”大致坚持这一思路。另一种，我称之为主观人本主义思路，它反对客观人本主义忽略个体价值和感性存在的做法，将人的自由和解放基点从国家、民族、集团的整体转化到感性生命个体，将欲望和激情看做人的本质。在中国，五四时期的“浪漫主义派”以及九十年代走上历史舞台的新生代作家可以归结为这一理路。新生代小说基本上放弃了关于“人的本质”以及总体解放的客观人本主义大叙事，而代之以一种主观人本主义的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后先锋写作潮流。他们是更年轻一群，大多是20世纪六十年代出生，在九十年代中期走上文坛，九十年代末渐渐地获得名声，如今，他们已经成为支撑当今各种文学期刊的中坚力量。他们将作为思想武器的新启蒙主义和作为写作策略的后先锋主义结合，继“五四”作家群在本世纪初的努力之后在世纪末中国完成了又一次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转型，形成了一股写私人生活经验，写小人物生存状态，重视身体性、当下性的新启蒙主义写作潮流。他们以感性欲望的书写颠覆传统中国文学的道德中心主义，以表达他们对精神压抑的反抗。他们怀着对主流、正统几乎是本能的敌视写作，自动地完成了一场由知识分子而自我放逐为民间写作者的过程，形成了与意识形态写作以及知识分子传统启蒙写作不同的品格，完成了一次文学上的“断裂运动”。尽管他们中也有各种各样的问题，如狂欢化的倾向、中产阶级化问题，但无疑他们是值得重视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