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为钦先生《“文学是人学”命题之反思》①一文，对钱谷融先生在20世纪50年代提出“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政治与文学生态，及其重大意义和深远影响做出了极具说服力的评述。不过，刘文对“文学是人学”命题在新时期初期的曲折遭遇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而这恰恰是今天重提这一命题时必须予以重视和反思的地方。此外，刘文对“文学是人学”命题的含义和精神实质的理解也有值得推敲之处，特别是对文学与自然的关系的阐释，还存在着明显失误。 一 刘文以宏观的眼光，将“钱谷融版”的“文学是人学”命题(下称“钱说”)与现代文学史上的相关论争联系起来，作出了富有历史感的思考和评论：“巴人、钱谷融和徐懋庸的‘人情’、‘人学’、‘共同的人性’，与此前的胡风，当年的王实味、梁实秋的‘谬论’有一定的区别，但在本质上却是一致的——都积极倡导文学艺术中的人道主义，都是对文学‘阶级性’的反动，都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启蒙精神的传承”；对“巴人、钱谷融、徐懋庸克服了革命文学片面强调文学的阶级性，新月派片面强调文学的人性的弊端，在充分肯定文学的阶级性的基础上，有针对性地阐释文学艺术中的人道主义精神”给予了高度评价；并深刻指出，钱说在当代中国学术史上的两大特别意义：一是在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文学要“塑造新的英雄典型”的特定语境之下，强调文学“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为新中国文学理念回到正常轨道提供了理论保障；二是与同时出现的其他关涉“人性”的论述一道，促进了新时期文学对人性的发掘与探索。这些看法，笔者完全赞同。然而，刘文对钱说的完整内涵和深层意蕴未作全面的论述，对其人道主义的精神实质及其价值的估量也嫌乎不足，而这正是我们理解钱说何以会在“文革”前在政治上遭到批判，而在新时期初期又能够发生重要影响的关键所在。 在钱先生90华诞之时，笔者曾撰文对先生“文学是人学”观点的人道主义内涵作过如下概括： (钱先生)从以下几个重要方面以符合文艺自身规律的方式作了有说服力的阐述。第一，批评季摩菲耶夫“人的描写是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人是工具”观点……确立了人在文学里的中心地位……第二，从价值论角度论述文学作为人学的思想内涵……首次突破把思想倾向落后的作家创作出伟大作品归因于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战胜落后世界观的主张，认为把托尔斯泰、巴尔扎克的成功“说成是现实主义的胜利，倒不如把它当作人道主义的胜利来得更恰当些”。第三，论述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涵，特别突出了人道主义精神在文学中巨大、根本的作用。首先，明确区分了作为历史思潮和作为人类普遍精神的人道主义……其次，精辟地概括了人道主义精神的核心内容：“……把人当作人……”；在文学艺术中，人道主义精神体现为“是用一种尊重人同情人的态度来描写人、对待人”；再次，高度推崇人道主义精神在文艺中的巨大作用，……又次，……明确把人道主义作为评价文艺作品价值的“最基本的、最必要的标准”……第四，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当然，作者并没有将普遍人性与阶级性截然对立起来，他强调“只有历史上的先进阶级才能发展人性……而那些落后的、反动的阶级，就只能阻碍人性的发展，甚至戕害人性”。② 如果上述概述符合钱先生原意，那么，显而易见，其“文学是人学”命题的核心内涵是以“以人为本”的人道主义精神来认识、理解、把握文学的本质特征、社会功能，确定评价文学作品的基本标准：人是目的，尊重人、解放人、把人当作人，肯定共同人性、普遍人性的存在，并以这种态度来描写人、揭示人性的广度和深度，真正把人作为文学描写的中心。刘文对这一方面内容未予重视。此外，这个命题之所以在1957年到1960年代屡遭批判，不仅仅是刘文所指出的是当时国际共运政治上批判“国际修正主义”相呼应的外部政治环境所致(当然，这是重要的外因)，而且更直接的是国内实施狠抓阶级斗争的极“左”战略。在“阶级斗争天天讲、月月讲、年年讲”的国内政治环境中，有着鲜明人道主义性质的“文学是人学”命题除了遭到严厉政治批判外，不可能有其他命运。因为同样的原因，“文革”之后，“钱说”理所当然地成为新时期开始阶段人道主义思潮复苏的重要代表观点，受到社会各界、特别是哲学、人文社会科学界、文艺界的普遍关注和重视。 二 需要指出，刘文前半部分重点阐述了“文学是人学”命题产生及一再遭到政治批判的历史背景，但对“文革”结束后思想文化领域的拨乱反正和新时期初期该命题在思想、学术界的曲折遭遇并未给予必要的关注，只是在评价此命题的重要意义时一笔带过，好像进入新时期之后，这个问题已经自然解决并被学界广泛接受了。其实，20世纪80年代初期“文学是人学”命题以及与此相关的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讨论远非一帆风顺。 1979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思想解放运动席卷全国，对“文革”个人崇拜和专制主义的反思逐渐展开，尊重人和人的价值的人道主义思想在人民群众中形成了深厚的社会心理(情绪)基础，更在知识界得到广泛认同。在此社会文化背景下，描写超越阶级性的“共同人性”、表现人道主义精神的文学作品不断涌现，“文学是人学”命题也被重新提出并得到重视。同时，哲学界和文艺理论、批评界关于人道主义问题的讨论也逐渐热烈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78年下半年起到1982年底，学界发表关于人、人性、人权、人情、异化、人道主义等问题的论文有近500篇，其中文学、美学方面的文章超过一半。一大批各个学科的知名学者都参与对这一问题的讨论，发表了重要意见。 在彼时的文化条件下，人道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关系成为确立其自身存在合法性的首要议题。对此，朱光潜指出：“马克思不但没有否定过人道主义，而且始终把人道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统一看作真正共产主义的体现。”③这一观点得到汝信等人的支持，他说，广义的人道主义“泛指一般主张维护人的尊严、权力和自由，重视人的价值，要求人能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等等的思想和观点”，并强调“马克思主义学说本身，则不仅不忽视人，而且始终是以解决有关人的问题作为自己的出发点和中心任务的”；“不应该把马克思主义融化在人道主义之中，或者把马克思主义完全归结为人道主义，因为马克思主义不仅仅研究人的问题。但是，马克思主义应该包含人道主义的原则于自身之中”。④王若水则更明确主张“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认为：“马克思始终是把无产阶级革命、共产主义同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解放、人的自由等问题联系在一起的。这是最彻底的人道主义”；人道主义并不只能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社会主义需要人道主义”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