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代文学的艺术风格就是中华民族文学的当代风格。任何一个民族的文学风格都在变化、发展，没有变化就没有发展；任何一个时代的文学风格都应继承、创造，没有继承便没有创造。民族性——时代性，这是测量中国当代文学风格传承、变异轨迹的横坐标和纵坐标。 中国文学在上世纪中叶开始发生了一次空前苦痛而剧烈的大裂变。那时，以其“超稳态结构”持续二千数百年的中国封建社会，闭关自守的国门被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一轰而破。然而被轰破的不仅是国门，还有那一度光辉灿烂而又自给自足的古代文化（文学）体系，以及它那同样“超稳态结构”的雍容典雅、中庸和美的艺术格风。但东方睡狮在文学的田园美梦中毕竟酣沉得太久，文学嬗变的阵痛长达数十年。近代文学在思想意识上想打破旧文化传统，又因过于软弱而冲不破旧传统的藩篱（“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一语可以概括这一无可开解的症结）；在艺术形式上既想图新谋变，又因找不到可资借鉴的参照体系而苦闷不堪（“我口写我心，古岂能拘牵”其表达形式恰恰是受到“古”之“拘牵”）；这打上特定时代烙印的双重矛盾使文学吹奏出悲凉的调子（“万马齐喑究可哀”。“秋风愁雨愁杀人”即是其中的凄厉音符）。 1919年的“五四”运动，使文学革命突破知识分子小文化圈迅即在全国范围内汹涌澎湃展开。中国文学的新生儿发出了响亮的啼哭。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历史意义，就是反帝国主义和反封建主义。反帝是为了救亡；反封建是为了科学和民主。这两者也许不无相互抵触之处，但它们在一个交叉点上却达成了共识。即：无论是救亡还是民主，在“亚洲一个最落后的农民国家”（列宁语），都必需启蒙。新文学自然而然地以“改造民族的灵魂”作为了自己的核心主题。“改造民族的灵魂”，一方面是无情批判因长期封建统治造成的愚昧、落后、保守、麻木，一方面是热情歌颂“中国的脊梁”、热烈呼唤“美的中国”。这一主题的双重奏，在后来的文学中随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而具体化、丰富化和延伸。 百余年来的中国史，外患内乱不绝。这是中华民族的一次伴随着痛苦和血污的历史“分娩”。“那时觉醒起来的知识青年的心情，是大抵热烈而悲凉的。即使寻到一点光明，经一周三，却是分明地看见了周围的无际黑暗”（鲁迅语，着重号为笔者所加）。于是便有“救救孩子”的“呐喊”，也有“荷戟”的“彷徨”；有“凤凰”的再生，也有“沉沦”者的呼号；有“幻灭”、“动摇”与“追求”；有“雷雨”与“日出”；有“春”，也有“秋”……这些“大合唱”响彻着悲凉与激昂交织的旋律，悲凉中不是没有激昂，这样的战士举起了“投抢和匕首”；激昂中也不是没有悲凉，“个人的郁积，民族的郁积”在《女神》中找到了“喷火的方式”。（郭沫若语）但毕竟，“悲凉之雾，遍被华林”。（注：见黄子平、陈平原、钱理群：《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 中国当代文学是中国现代文学的继续和发展。同样地，中国当代文学风格也是中国现代文学风格的传承和发展。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历史进程中，在文学实践中，当代文学风格呈现出在传承中演变，在演变中传承，传承启发演变，演变植根传承的特点。 新中国开创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广大劳动人民成了国家的主人。这一政权早在解放区已具规模。因此，第一次中华全国文艺工作者代表大会把《讲话》指出的文艺方向正式确定为“新中国的文艺方向”。这使中国当代文学一开始就明显以解放区新文学的艺术风格为特色。事实上，建国初年最活跃的作家本来就是来自解放区的一批作家。再加上新涌现出了一批充满生气的文学新兵，解放区的艺术风张这时得到进一步丰富和发展。热烈歌颂“美的中国”和“火热的建设”，以自豪心情回忆往昔峥嵘的战斗岁月，反映翻身农民在合作化康庄大道上焕发出的活力，成为文学最普遍的主题。文艺为工农兵，但劳动人民在政治翻身后还需文化上的翻身，要“学文化”，因此，“普及”仍然是摆在首要地位的问题。为了让文学“为工农兵所利用”，单纯直观的结构，中国传统的白描、比兴手法，生动活泼的大众化语言，成为文学的普遍形式。由此，乐观、单纯、明朗、朴素，成为凯歌行进年代艺术风张的了基本要素。 1956年，新中国历史进入一个十分重要的转折阶段。刘少奇在中共八大上所作的政治报告中说：“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根据这一新的形势，中央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艺方针。这表明历史对中国当代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文学的题材要扩大：可以写人民内部矛盾，可以写知识分子；文学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一是知识分子成为工人阶级一部分，二是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大为提高。这当然就要求文学风格的多样化（即此前风格不够多样化）。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用很通俗的比喻说：“在革命胜利以后的一个时期，妇女不打扮，是标志一种风气的转变，表示革命，这是好的，但不能持久。还是要多样化为好。”（注：毛泽东：1956年8月24 日《同音乐工作者的谈话》，载1979年9月9日《人民日报》。）在此“大气候”下，当代文学风格出现了明显变化：歌颂“光明面”的同时也出现对官僚主义这类“阴暗面”的潮讽，除描写工农兵外也揭示知识分子内心世界，因而带来细腻文笔，大众化、民族化进入更高层次的形式和语言追求，在表达时代主题时也展现出个性化的不同色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