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OI：10.13806/j.nki.issn1008-7095.2018.01.001 投稿网址：http://shjx.cbpt.cnki.net 无论人们怎样习惯性地讨论世界主义，它一直都是一个两极分化的现象：一边是支配者，一边是被支配者。在前者那里，世界主义呈现出意得志满的样态，自我膨胀；在后者那里，世界主义呈现出与他者关联交错的样态，寻求同盟，强化抱负。政治学将第一种类型阐释为殖民世界主义或霸权世界主义，第二种类型为后殖民世界主义或自由世界主义。而心理学总是“特意”将他者视为自我的客体；或“无意”间将他者等同于自我的范本，即他者要么是自我肯定的对象，要么是自我摆脱既定身份的诱因。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将塑造自我的这两大基本利器分别对应为(对母亲有)欲望和(与父亲产生)认同。根据最新的阐释，这两大利器虽无从检测，却总是形影不离。鉴于这种对应关系将他者弱化成自我的暗恐之影，世界主义注定经历持续不断的演绎与变化。 一、古罗马世界主义与古希腊世界主义的关系 要说明这一演绎过程，须先从法国启蒙主义和德国早期浪漫主义的世界主义观点说起。两者奠定了欧洲现代主义的框架，但其观点均非完全原创。法国启蒙世界主义分明与罗马帝国的世界主义有关。罗马帝国对国内外下等异族人的态度开明；在遵从既定法令条文的前提下，中央机构保证外国群体可以加入本国。边缘性服从只有在屈从中央机构律法的情形下才受欢迎。总之，罗马帝国尽管貌似大方地包容了附属机构，却展现出其法国后裔在很久之后方才展示出的内在局限：如果不遵从中央机构全球主义所设定的自我身份重构，则不论是谁，都将被无情地剥夺公民权利。守法的部下也要自我调整，去除身上不可同化的异质性。 如此一来，本该包容一切的帝国世界主义偷天换日，成为排他的世界主义。中央机构与边缘附属之间的连接也断裂开来，形成鸿沟，所谓的世界平等一败涂地。罗马帝国里的异族人被包含在契约同盟中，不是“出于慈悲，而是为了城邦的扩展，即从此刻起，将异族成员附属在新的战车联盟里”①。后来，18世纪法国世界主义的扩张也以同样的模式将外国“战友”纳入法国区，以法国的国家标准默默占据国际空间。尽管它想要革命性地奠定一个崭新的全球共同体基础，但其“民族全球主义”带来的仍是似曾相识的异族歧视。 借鉴自希腊精英主义的德国早期浪漫世界主义与这种法国帝国世界主义相反，它直指其内部蒙昧的他者。希腊世界主义宣称有意与所有异质机构进行最大可能范围内的对话，但前提是尊贵的参与者们首先将自己从狭隘的同胞利益中摆脱出来。根据汉娜·阿伦特的观点，人们只有经过艰苦劳作，才能解放自己，进行广泛的思想交流。自由和不受强迫的前提就是暴力和强迫。思考家和行动派组成了机构，而劳动者和生产者是机构取得世界主义斐然成就的必要前提。希腊世界主义的对话始于人类基本生存需求已经完成的地方，但永远有需求的人成了实现所有可能性的压制性前提。世界主义对话需要人们有勇气牺牲个人存在和家族信仰，而热诚坚守这两者的奴隶显然不能做出此类牺牲。他们是被强迫者，没有资格首先进行民主行为——尊重并且认真考虑他者(此处意味着敌人)的意见②；但因为被强迫，所以他们呼吁均衡公正地反思每个独立个体。按照这一排他主义解释，民主绝非无所不在，自然而然之事③。人们必须首先获得资格，自由只为那些已获启蒙的机构保留，机构才有能力通过同化许多他者的观点来实现永久的自我延伸；而蒙昧的劳动者被拘役在自我的有限状态中。只有驱逐劳动者，机构才能最大范围地收容所有观点，保证传世的评判具备民主特性。 通过在最异质的政治、社会和文化领域征募潜在而开明的不同意见，希腊精英世界主义者创造出全面的知识视野，因为交流重新填补了精英与附属之间的结构性鸿沟；全面的知识逻辑替代歧视性的政治逻辑。因此希腊世界主义以不懈的自我塑造而非对他者的教育塑造为基础，走上另一条民主道路。然而，就像罗马帝国世界主义的包容和排他不断在计划外重复纠缠那样，希腊精英世界主义也存在评判动力和独立性上的不平等，只为政治精英所拥有。柏拉图显然意识到了这点，所以设立了真正的自由之地——学院来反对希腊政体的虚假自由。然而学院重述(若非强调)的仍是通过奴役多数人来解放少数人；为弥补自身失败，它重复了政体的排他性质，再次确定自我必须从蒙昧群体中豁免出来，这是希腊世界主义的典型特征。 不论少数派从哪里将自己从多数派中分离出来，他们显然都依赖于多数人，即从那些确实需要商榷的共存事物中独立出来……所以少数人的自由王国不但要在由多数派决定的王国中艰难持己，而且为了自身存在还必须依赖多数派；政体的同时存在是学院存在的必要先决……一方面政体是学院反对自由的先决条件，另一方面又成为它存在的前提。④ 根据阿伦特的观点，这一悖论的核心在于哲学决心拯救那些从政体公共空间中消失的价值观：即尽最大可能搜集最多样化的意见。某个共同体发动对另一共同体(如希腊发动对特洛伊)的战争，是想要根除对方的思想观点。但是进行政治评判需要至少两个对立面，所以第一方必须解放自己，不被毁灭另一方的好战思想所影响，这样才能相互尊重，平等考虑冲突双方的观点。这样的思想流动尽管造就了空前独立的希腊评判力⑤，却仍局限于城墙内的公共空间里，并且既与外国(即异族者)无关，也与家庭空间(即妇女和孩子)无关⑥，两者的现状由控制关系决定。 政治自由空间就像一座孤岛；那儿只有排除在人类关系之外的暴力与高压。维持在该狭小空间、家庭、特定政体与其他政体关系之外的东西是什么，仍由高压原则和掌权方决定。⑦ 在对外政策上耐心考虑许多人的观点，这对希腊人而言是不可想象的。律法从定义上就被局限在城墙内的空间中，所以不存在可以规定所有政治共同体的统一律法。这种对外部世界的壁垒为以自由交流为特征的内部政治世界铺平了道路。不论谁试图跨越这一壁垒，都跨越了法律的界线，必受法律强权之压。只要民族之间建立的法律桥梁不属于希腊世界，就不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罗马式帝国⑧。在希腊政体里，获得思想的空前流动是以牺牲内在暴力和法律上的外在者为代价的。为了让思想主体自由思考，那些没有资格进行思想行为的人——奴隶、女性、孩子和异族人必须被剔除出来，以便尽量占据思想空间。思考者应该跨越每个界限，但不得跨过自由与束缚之间的界限。当艰苦作出的判断在控制关系之外游荡时，它们只为少数精选人士或哲学家所保留。多数世俗之人处于受控状态，无法进行自由的理论思考。理论的运行现状是与其他想法齐头并进，对希腊人而言，理论就相当于全由某一特选精英决定的内部政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