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文献标识码：A 一、“21世纪中华文论”的定位 20世纪的中国文论构成主流话语模式的是外国文论的移植或中国化翻版！20年代和80年代是西方文论话语模式的活样板，左联时期和50年代是苏联模式的中国版。90年代，商品大潮正把自视为精英的精神贵族们迅速而无情地挤向社会的边缘；在或自觉或无奈中重新为自己做社会角色的定位——走回书斋——之后，治文论者也与知识界的主流思潮相同步，重新偏爱起深具民族传统的古典文化。新的国学热起来了。 90年代的文论主潮——精读原典，破译还原并活化为当代思想的主旋律似乎又暴露出两大弱点：一，先天不足。名流与后学们都在大肆强调：要精读原典、破译原典或者纷纷从方法论上为如何“还原”开药方。我拜读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权威们的“处方”，起初尚能求同多见异少，后来就忧心忡忡了。大家都当开药方的人，谁来做手术大夫？更何况我们专家们是如此热衷乃至迷恋“方法论”，就不怕以方法的研究取代实体的建构而喧宾夺主，避实就虚？就不怕进而形成重形式而略内容的命题中心空心化？再说他们开列的处方中有多少是来自学科化的推演或实证的研究？有多少是“天才”式的猜测或逐浪追新的发明？究其实，我们这一代文化工作者们的学养与功底，能在多大范围与何种程度上“精读”、“破译”、“还原”那些或失效衰朽或尚潜藏于名山、高阁之中的“经典”？二，后天缺失。我们向西方学步已愈百年，却没有在多大程度上学到以德国为代表的欧陆综合性庞大理论体系的建构之力与英、美分析学派的解剖精微之能。试想，我们有那么多康德、黑格尔的崇奉者，却无人能创建当代中国特色的中华文论体系；我们有那么多精于译介、宣讲“新批评”的专家，怎么没有一个能运用“新批评”法则成功地剖析一部中国文学的经典？我们的百年文论，只擅长急功近利，生吞活剥西方新潮理论的表层意义和思想观念，甚至不求甚解地把“里比多”、“异质同构”、“解构”之类想当然地当做口号在文字里呐喊，视做标语在教材中贩卖！我们很少学到西哲建构理论的才略，却在“五四”新文学彻底反传统的新传统中丧失了千年古文论的生命诗学体验、现世人伦的关怀、天人和谐的追寻、诗意况味的直觉与领悟。如果说站在20世纪末的高度以世界整体的文艺理论为参照来考量20世纪中国文论，那就只能说我们依然在演习、操练别人的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着石头去过自己的“初级阶段”之河。我们不是东施效颦就是邯郸学步。 80年代的“大而无当”的文艺批评方式和偏好“乾嘉之学”的90年代考据之法都有好处，也都各有自己的偏颇。我建议确立“21世纪中华文论”这一历史性的课题来进行前瞻性研究，将研究的重心确定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实体性研究上，而不是“方法学”的争鸣；侧重富含传统又鲜活生动的体系建设，而回避80年代的一味大胆宏观立论，无视实证支持的浮泛。 二、21世纪中华文论的界域 人类的文化往往是由“时间+地域”或时间与地域中的一项来命名的，比如“古希腊文明”、“先秦诸子百家争呜”、“仰韶文化”等等。“21世纪”+“中华”可以遵循命名文化的惯例。但是我们只有“中国20世纪文学”这种史的研究，还没有“21世纪中华文论”的专门指称。这也似乎从一个侧面表明中国20世纪的文艺理论没有自己的声音、影响和特色。回想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文学不及其19世纪的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文学的实绩，可以断言：创造基于又高于启蒙。20世纪的中国文学在同时代的世界文学格局中尚不算过于逊色，但中国的文艺理论就弱之又弱，几乎没有国际回声。即使新文学奠基者鲁迅，其文论的独创、深刻与新颖性，比之创造成就在世界文坛上一称量，就知道远不及欧、美、俄的泰斗们。在90年代里，我们终于找回了自己，却没有能够给自己确立在世界格局的位置。因此，我提出“21世纪中华文论”时，将格外重视中华文论在21世纪能以立足当代的中国现实，发出较强烈深沉而富有历史感的“声音”。这是我们初创建构时基于理论推演的憧憬与祝愿。 我的21世纪中华文论由相互关联的九大部分组成，各部分遵循其内质上的联系而不完全屈就那些回避实质性内容的形式逻辑之“逻辑性”。这不是无视逻辑或试图故意犯逻辑错误，恰恰相反，是力图打破线性因果律单一思维的狭隘、片面，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只能非此即彼的独断论，是竭力超越重形式轻内容的逻辑学的虚功，不愿文过饰非，不想摆形式主义的花架子。 这种文论由文学遗产论、现实动因论、文化史背景论、本体论、系统层面论、目的论、创作论、效应论、价值论等九大部分统合而成。 要想建设一种新文艺理论，必须认清它所能确立的根基，否则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因此我们首先探讨21世纪中华文艺理论既成遗产——文学遗产论。我们当下所能获得的文学遗产有“五四”新文学的传统，中国两千余年的古典文学传统。西方古希腊、古罗马文学传统，犹太——基督教文学传统，近现代欧洲大陆文艺体系，现当代的美英文学体系，古印度文学传统，日本文学传统是东西方混合型的，其传统不够典型。所有的这些遗产，有的文明已经中断，有的正在消亡，有的正在不停地反叛自己的传统。比较而言，适合我们借鉴的遗产主要是中国古典文论传统、“五四”新文学传统，西方欧陆文艺体系，美英文化体系。现在看来，“五四”新文学传统的起点大有问题。当时彻底否定固有文化传统，实行世所罕见的“西化”。然而，新文化领袖们在观念层次生吞活剥西方之余，并没有能够深切地理解西方的“自由”、“民主”、“科学”、“博爱”等范畴的文化底蕴，却肤浅地当做口号宣扬，造成民众们只求对“科学”与“民主”满足情绪化的宣泄，而忽略了对之冷静深沉的思考。主客二分，非此即彼的价值判断，线性思维的单一与偏狭，自以为在现代化，其实不过是西方化过程中仅仅实现了人家的近代化之启蒙。因此，“文学遗产论”首先将是“走出五四新文学传统的陷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