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人类主义”(posthumanism)和“后现代主义”一样，是容易引起错觉和混淆的术语。事实上，“后人类主义”代表了试图超越已有五百年历史的启蒙时期人文主义的一系列尝试，但在这个命名背后并不存在一致的理论体系或学术立场①。或许，一个更具共识的说法是：讨论作为当下共同文化情境的“后人类状况”究竟意味着什么。海尔斯(N.Katherine Hayles)所担忧的是，我们已经在后人类的信息技术、人工智能狂欢中走得太远，以为虚拟现实中的数字拟像和学习算法所昭示的机器智能可以让我们终有一天摆脱肉身的束缚，能从无比复杂的社会现实逃遁到看似无限自由的比特世界，从而忘记人类存在的限度和物质基础②。如果说海尔斯的后人类主义批判是站在信息学和控制论的角度，试图纠正我们对于后人类物质性的忽视，那么唐娜·哈洛维(Donna Haraway)则是从生物演化中暴露的物种脆弱性出发，警示我们：人与动物共同栖居的“人类纪”(anthropocene)意味着所有生物体都无法逃避的“互构性(coconstitution)、有限性、不纯性和历史性”③。哈洛维往返于科学与人文科学的腹地，试图打破文化和自然之间的固定界限，以新的命名方式来拷问人和动物的伦理关系，从而拓展后人类状况下社会性的内涵。本文将以哈洛维这个独特的后人类思想家为个案，从她的“同伴物种”概念出发，进行一次批评之旅。笔者无意于重复哈洛维近年来说了些什么，而是希望批判性地考察她的动物思想是如何在更大的问题场内语境化的，这不仅包括她与忽视物质性的后人类主义、囿于人类中心论的西方哲学之间的争论，也包括她和斯皮瓦克的属民研究(subaltern studies)之间值得推敲的结盟尝试。 一、从赛博格到同伴物种 哈洛维作为一个后人类批评家的起点，并不是动物。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哈洛维就以一篇石破天惊的檄文《赛博格宣言》开启了后人类作为一种批评范式的可能，而比她稍早一些的后现代理论家伊哈布·哈桑(Ihab Hassan)则在1977年率先使用“后人类主义文化”一词，对一个尚未登场的时代进行了命名④。哈桑的批评直觉是预言式的，他在库布里克的科幻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 Space Odyssey)中看到人工智能对于拓展人类意识的可能⑤。而有过多年生物实验室工作经历的哈洛维却是从物质性出发，看到了机器与有机体相结合形成的“赛博格”对当时西方批评理论带来的机遇和挑战。这里，赛博格不只是文学家幻想的电子人，也是生物技术时代的实体——据统计，美国人口中有百分之十都是严格意义上的赛博格，他们身体中植入了起搏器、人造关节、人造皮肤、金属假肢等⑥。但更重要的是，它还被作为一种关于政治身份神话的比喻，表征了对界限的僭越，尤其是哈洛维强调的三种界限：人和动物、生物体和机器、有形的和无形的⑦。不难发现，赛博格被哈洛维这个激进的后女性主义者擢升为文化偶像，它变成了对抗差异、边界甚至性别的乌托邦⑧。 不过，哈洛维或许逐渐意识到，赛博格的乌托邦是一个有问题的概念建构，毕竟，这种政治身份的神话很难在美国当下的文化政治中找到真实的依托。20世纪90年代之后，当“赛博格”已经成为后人类主义者津津乐道的时髦术语时，哈洛维却转而宣称要和这个阵营划清界限，并选择以另一份宣言来更新自己的立场。在2003年发表的《同伴物种宣言》中，她以“同伴物种”这个更具生物学特点的概念作为新的批评武器，来代替那个曾让知识界感到激荡的“赛博格”。她甚至宣称：“之所以要选择同伴物种，就是为了摆脱后人类主义。”⑨ 哈洛维的立场移位包括三个重要的方面。首先，她认为“同伴物种”是对“赛博格”内涵的一种扩展，两者在体现越界性这点上是一致的，它们“都以令人意想不到的方式结合了人与非人、有机的与技术的、碳和硅、自由和结构、历史和神话、富有和贫穷、国家和臣民、多样性和枯竭、现代性和后现代性、自然和文化”⑩。在前一份宣言中，哈洛维所致力于去实现的“重新发明自然”已经在这里被表述为“自然文化”(natureculture)，其用意显然是为了重新打造“社会”这个概念，取消人所栖居的“文化”和非人的动物所栖居的“自然”之间的分隔，让人和动物重新回到“物种”这个范畴相互审视对方。 第二，与对待赛博格的态度不同，她反对将动物视为一种譬喻，而是要将它们的身体作为与人类血肉之躯同等价值的东西。哈洛维以狗作为最典型的同伴物种，非常尖锐地强调：“狗，带着自身的历史复杂性，在这里很重要。狗不是其他题旨的托词；狗在技术性科学的体内是有血有肉的物质—意义存在。狗不是任何理论的代理者；它们不是用来帮助思考的。它们在这里与我们共同生活。”(11)哈洛维在这里试图打破的，其实是一直以来那种基于拟人观(anthropomorphism)的动物哲学，即将动物视为人类某种抽象观念或属性的载体。动物就是动物，它不应该用来表征人的勇气或救赎，就如同人不能表征一只豹子或羚羊。 第三，哈洛维不再继承20世纪60年代激进的文化革命诉求，转而谋求一种同伴物种间伦理关系的建设。在这个意义上，哈洛维不再承认自己是一个后人类主义者，因为“后”仍然依附于某种人类中心主义的前设，体现了后人类主义无法跳脱的局限。同时，她也将自己和生态主义者划清了界限，因为后者依旧在自然和文化的分野中提倡动物的权利。在哈洛维的宣言中，人和动物之间关键的东西不是来自前者的爱和善，而是两者之间的关系性(relationality)。动物是人的同伴物种，人也是动物的同伴物种，它们的相互需要和社会联结构成了同伴关系的基础。“同伴物种”是哈洛维深思熟虑后选择的术语：正如“物种”一词意味着人类与动物之间去差异化的一个分类起点，“同伴”也并非只是人与动物单纯在空间意义上的分享，更意味着两者具有相互给予对方物质与精神给养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