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462X(2020)06-0159-08 一、生于忧患：人类世“灭绝”议题与“自然”的消弭 人类世(Anthropocene)作为一个术语最先发端于地质学领域，源于地质学上标识地质年代的那根“金钉”。其标志性事件为荷兰大气化学家保罗·克鲁岑(Paul J.Crutzen)和美国古生态学家尤金·斯特默(Eugene F.Stoermer)2000年在《国际地球圈—生物圈计划研究通讯》上联合发表的《人类世》一文，文中认为人类作为一种地质力量已经对地球生态系统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除非发生重大灾祸，如火山爆发、传染病、核战争、行星撞击等，人类作为一个重要的地质营力将存在数千年甚至数百万年之久”[1]。人类世概念从提出之日起就牵动着对于人类终极命运的广泛思辨。时隔七年之后，保罗·克鲁岑联合美国化学家威尔·史蒂芬(Will Steffen)和美国环境学家约翰·麦克尼尔(John R.McNeill)在《人类环境杂志》上发表了《人类世：人类将压倒大自然的威力吗？》一文，根据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活动对于地球的影响，将人类世置于历史的纵坐标上划分为三个阶段，并重点强调了从2015年开始的第三阶段为“地球系统的管理者时代”——此阶段的人类不仅要直面人类世的种种危机，更要成为地球和人类自身的管理者，致力于思考地球生命支持系统永续发展的应对策略。从一根“金钉”铆定在全新世与人类世地层界线上，开启了一个全新的地质时代那刻起，生态危机就伴随着人类自身危机以及诸如“第六次物种大灭绝”的遐想，宣布着一个末日式的未来。 正是为了对抗自21世纪以来甚嚣尘上的末世论，晚近思想界关于人类世的核心话语围绕人类“灭绝”(extinction)展开。正如克莱尔·科尔布鲁克(Claire Colebrook)在《后人类之死：灭绝论集》(Death of Posthuman：Essays on Extinction，2014)的导言部分所言：“我们只能提出人类灭绝的问题——人类将要灭绝的事实，我们造成其他物种灭绝的事实，以及我们正在使那些赋予我们人类身份之物灭绝的事实。”[2]人类和物种的“灭绝”议题作为晚近争论的焦点，首先宣告了人类中心主义的退场，因为任何一种人类中心主义的立场最终都必然导向末世论；进而将末世论的矛头指向“突现”(emergence)这一人类世的本质特征。英国学者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在专著《生态批评前沿：从人类世概念谈起》(Ecocriticism on the Edge：The Anthropocene as a Threshold Concept，2015)中，就深入探讨了人类世的“突现”特征，并对“突现”做了如下富有哲学意味的阐释：“当具有足够复杂性的物理系统处于适当配置中时，新的特性将会‘突现’，对于控制不太复杂或不同配置系统的物理定律来说，‘突现’具有不可预见性。”[3]“突现”的诡异之处恰恰在于这种“不可预见性”，当生态系统发展至某个不可预见的“突现”临界点时，就有可能扰乱整个系统的平衡，甚至可能导致区域性灾难事件的发生，这在2020年开端的系列生态灾难中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展现。 人类世的这一“突现”特征可追溯至另一个“非连续性”特征。正如唐娜·哈拉维(Donna Haraway)在《与忧患并存：在克苏鲁纪制造亲缘》(Staying with the Trouble：Making Kin in the Chthulucene，2016)中所言，人类世“与其说是一个时代，不如说是一个边界事件(boundary event)，就像白垩世和古近世之间的K-Pg边界”，她由此满怀忧虑地断言：“人类世标志着一系列严重的非连续性(discontinuities)；人类世之前和之后的事物将无法保持延续性……我们的工作是尽可能的缩短或弱化人类世，并且，在每一个可以想象到的未来时代里，携手共建避难所。”[4]100在此，哈拉维已然将“自然”的消失作为人类世的一个典型特征摆在了我们面前。所谓“自然”的消失，是指伴随着人类对于地球地质活动和宇宙中其他星球及其生命的干预，传统“二元论”思维中存在于自然和文化之间的清晰界限正在逐渐消弭。究其原因在于，从工业革命拉开人类世的序幕，自然一直以美国社会学家杰森·摩尔(Jason W.Moore)所谓的“廉价的自然”(cheap nature)的身份，为人类提供必需的生产和生活资源。当人类社会在资本的推动下日益吞噬“外部”自然，并将其化作“内部”资源之时，也正是自然逐渐消失之时。“自然”的消失必然带来全球性生态危机和人类命运的岌岌可危。正因如此，晚近思想界以为人类创造“避难所”作为重新思考和行动的动力，将人类世的核心议题指向气候、环境和生态等领域，形成了一系列带有思辨实在论色彩的理论思潮，其中，尤以杰森·摩尔、布鲁诺·拉图尔(Bruno Latour)、唐娜·哈拉维、蒂莫西·克拉克(Timothy Clark)等学者引领了人类世思想的前沿动向，而在这系列思想漩涡的中心，醒目地矗立着尴尬而又日益消弭的“自然”。 杰森·摩尔在其主编的文集《人类世或资本世：自然、历史和资本主义危机》(Anthropocene or Capitalocence? Natutre，History，and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2017)中，将资本和权力裹挟下的“廉价的自然”——劳动力、食物、能源和原材料，作为全球性生态危机发生的根源纳入批判视野。在摩尔看来，资本主义将“廉价的自然”法则视作单一的价值法则，“让自然以极低的资金和能源支出运转的过程，是资本主义伟大的商品前沿的历史，也是资本主义长期积累的历史”[5]113。因此，摩尔主张以“世界—生态”(world-ecology)作为审视资本主义的新范式，借以结束“廉价的自然”战略，以此化解资本主义危机。“世界—生态”范式将自然视作囊括了全部人类活动的生命之网(web of life)，以“人类在自然中”(或译为“自然中的人类”)(humanity-in-nature)为基础，开启了一种新的组织自然的方式，将自然生产、权力追求和资本积累作为一个历史演进的整体统一起来，实现了人与自然在历史变迁中的双重内在性：人类在自然中，自然在人类中；人类创造了环境，环境也创造了人类[5]79。在此“自然—权利—资本”三位一体的历史演进中，人类和自然都没有真正脱离彼此，而是以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全新关系，相互交织于生命之网中——自然变成了“人类中的自然”(nature-in-humanity)，人类变成了“自然中的人类”(humanity-in-nature)，两者唇齿相依、命运与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