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历史小说的理论问题是纠缠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核心问题之一。面对当代历史小说的风起云涌与不断风靡全球的阅读狂欢，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是否具有存在的合理性？历史意识和审美形式的当代融合如何可能？历史小说是否会走向终结？东欧新马克思主义主要代表之一阿格妮丝·赫勒(Agnes Heller)，通过对历史意识及其表达形式的诊断回应了这些重要的理论问题。她在东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中不断推进与更新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在文学伦理批评与历史批评的关联中，建构了一种新人道主义的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为后现代历史意识与审美形式的融合奠定了合法性基础。 悖论的是，赫勒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扎根于东欧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潮流中。作为布达佩斯学派的主将，赫勒在20世纪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卢卡契的直接影响下展开小说研究，揭示主人公人格的道德伦理、情感现代性等问题，为其历史小说理论奠定了后现代性或者“现代性的异质性”基石。 20世纪50年代，赫勒对果戈理、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的作品进行研究，在卢卡契的指导下完成博士论文《车尔尼雪夫斯基的伦理观》。她立足于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建构的迫切性问题，通过对《怎么办？》中的主人公与其他人物之间关系的分析，揭示主人公的人格伦理与作者的伦理学的内在联系。《怎么办？》对浪漫主义的虚假幻想进行反讽性再现，触及“生活”与“存在”的悖论性命题，揭橥了作者的人类学原则，“人的每一种质性以及道德性都来自人的自然建构。人类学原则的起点在车尔尼雪夫斯基那里也是对宗教的批判。宗教把人割裂为身体和心灵两部分”，唯物主义者则认为“人的活动是由外部自然社会规律和人的内部自然规律相互决定的”①。虽然经济和历史决定着人的生理和精神需要，但人是有理性的自由个体，当一个人的激情成为主导时，就会导致伤害或毁灭，因而应该注重人自身与环境的和谐，这就是车尔尼雪夫斯基提出的“自由许可理论”。在小说中，女主人公韦拉爱上了把自己从小市民家庭环境的困境中拯救出来的男主人公洛普霍夫，婚后又与洛普霍夫的朋友基尔萨诺夫相恋。在矛盾的纠葛之中，洛普霍夫以假装自杀的方式选择离开，从而成全了这对恋人，后来他与韦拉的朋友卡捷丽娜结婚，两对情侣和谐地生活在一起，摆脱了悲剧的救赎性。在赫勒看来，小说男女主人公的伦理生活选择，正是自由许可理论的文学化，在理性的自由选择中构建和谐的生活方式，在认识与自由之间达成康德式的审美和解。这种融合美和善的道德人格的理性建构是对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劳动分工的批判，消解了身体与心灵的二元割裂，彰显出个体存在的丰富性，与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思想极为接近。在70年代，赫勒从青年马克思关于人之存在的视角，以类似于雷蒙·威廉斯所言及的“情感结构”的小说批评方法，检视现代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转型与情感操持的危机。处于法国大革命前后的四部代表性小说作品，即卢梭的《新爱洛伊丝》、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萨德的《瑞斯丁娜》和奥斯汀的《爱玛》，透视了现代初期处于上升阶段的资产阶级情感建构的积极性与自发性：情感在优雅的日常生活中获得形式，美的心灵和罪恶的心灵皆自然流露，阶级性与个体的情感获得了内外的统一。20世纪20年代左右，卡夫卡、托马斯·曼等小说家的创作反映了资产阶级情感结构的转型及其危机，主人公的情感日益抽象化与异化，只剩下空虚的躯壳。在一些小说中，人的情感转变为色情关系，难以获得人格的自我实现，“只有未实现的色情主义具有内容，然而实现了的色情主义又立即掏空了内容。生成性的外部因素导致了情感的毁灭，‘内在因素的维持’又导致了人格的毁灭”②。对此，赫勒通过情感现象学和资产阶级情感社会学的研究，明确提出超越资产阶级情感结构危机的新趋势，即具体的热情主义所蕴含的人格情感的丰富性，逐渐摆脱了卢卡契“悲剧形而上学”式的历史哲学观念。 在马克思主义复兴的浪潮中，赫勒在小说批评中延续卢卡契主人公类型研究的路径，还不时戴着总体性的镣铐，但在车尔尼雪夫斯基伦理观和青年马克思人学思想的影响下，寻觅到人类新的历史意识的可能性，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初见端倪。 在后现代语境下对卢卡契30年代所作《历史小说》的批判性阐释，是赫勒历史小说理论的重要内容之一。赫勒以解构主义者德·曼的小说时间观和晚年卢卡契为《小说理论》所写的《序言》为视角，探究被她视为卢卡契文学理论最优秀的杰作《历史小说》的贡献与理论困境，鲜明地表达了后马克思主义历史小说理论的立场。 德·曼在《盲目与洞见》中谈及《小说理论》所信赖的进步主义时间观。卢卡契在1962年的《序言》中否定了《小说理论》与其后来的马克思主义小说理论的实质联系。以赫勒之见，《历史小说》和《小说理论》有联系也有区别。一方面，《历史小说》延续《小说理论》的历史分期，遵循小说主人公类型学的逻辑框架，挪用史诗与小说的比较方法，赞赏史诗文学价值的规范性意义。另一方面，《小说理论》的解释模式为《历史小说》的表现性反映方法所取代，用德·曼的话说，这是“从作为解释的艺术理论到作为反映虚构的艺术理论”的发展。③虽然卢卡契频繁地使用反映概念，但是小说表现理论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左派立场是一致的。赫勒颇为重视卢卡契关于历史小说作为一种独立样式是否具有合法性的论辩。在卢卡契看来，历史小说的审美艺术结构原则是从古典历史小说创作中所形成的“中间人物理论”：作为普通人物的主人公处于社会冲突力量的平衡点上，“其任务是把小说中的极端性的斗争力量，把艺术表现的社会巨大危机性冲突彼此联系起来。这个主人公处于情节的中心。借助于这种情节，就可以寻找到并建立起中立的基础。在这个基础上，社会斗争力量的各个极端可以被引入到人类关系之中”④。中间人物是旁观者、参与者、历史意识的洞察者，能够把握历史的总体性，他在形成历史之后能够回到日常生活，调整到黑格尔所谓的现实性中，散文化的时代诗意地来临。在赫勒看来，中间人物理论是一个完美的构形原则，这种具有史诗性的艺术原则为了适合现实主义文学观念，又引入了人民性概念，从而拯救了历史小说的困境，建立起审美结构形式与左派意识形态的联系。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对经典历史小说作品的解读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深刻性，但是面临着诸多理论困境，主要问题在于伦理元素的缺失、人民性概念的坚守，以及现实主义的局限性，从根本上说，无法克服现实主义小说观念与绝对拒绝的现代主义伦理之间的悖论。对现实主义小说观念的坚守导致对现代主义小说的激进拒绝，而其激进的伦理现代主义又抛弃了现实主义小说的伦理品格。基于此，卢卡契既忽视了其他重要的历史小说，又忽视了从奥斯汀到乔治·艾略特的女性小说。尽管这些作品在审美上与现实主义审美符码一致，但不符合“悲剧形而上学”的伦理镜像。卢卡契把中间人物和人民性联系起来，似乎解决了历史小说与左派意识形态的困境，但人民性在现代历史小说中遇到了挑战，尤其是在法国大革命之后，它不再是真正的人民性，而是沦为一种意识形态。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人民性对艺术质性带来了伤害，在强烈的民众主义偏见中创作的历史小说只能是二流的作品和廉价的神学。倘若如此，那么卢卡契的历史小说理论也就沦为意识形态的神话，无法触及现代历史小说本身，对历史小说乃至小说本身抱着失望的态度。赫勒揭示了卢卡契历史小说理论的悖论性及其运用，认为他对历史小说的理解最终只是一种误解，“虽然卢卡契的核心概念(在理论上和政治上皆过时了)能够适用于古典历史小说的细致分析，但是在后经典的现代历史小说的分析中，它根本不起作用”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