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什么是文学？》中，萨特论证了“为什么写作”的问题实质上是“为谁写作”的问题，因为所有的写作都需要自己的读者——即使那些声称仅仅为自己写作的作家，也期望自己的写作比自己的生命更长久。所以，作者的身边总跟随着无法摆脱的影子——读者。可以说，读者是作者的一部分，是作者的另一个自我。离开了读者，写作就会像沙漠中的细流一样逐渐萎缩、消失。作者总像失恋的情人一样寻觅自己的读者，人们加之于写作活动的那种迷狂的想象，某种程度上就反映作家对自己的读者的期待。因此，与其说作者创造了读者，不如说读者创造了作者。 人们常常以为，读者是消费时代的发明，而传统的文艺理论，则主要是关于作者的理论。但只要我们稍加留心就会发现，传统的作者理论其实大都隐含了读者，并且归结于读者。 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理论是关于诗人和写作的，他们讨论了写作的来源、作品的结构、写作的功用，得出了对文艺价值的截然不同的结论。但撇开这些理论形态的差异，我们会发现，支撑他们理论的基础是相同的。无论是柏拉图诅咒诗歌、发誓要把诗人逐出理想国，还是亚里士多德肯定艺术的净化作用、认为诗比历史更为真实，他们的立场都源于对读者的考虑。我们必须清楚，他们的写作既不是针对两千多年后的我们，也不是针对希腊城邦中的奴隶。他们的写作首先面对的是城邦立法者和统治者，其次是城邦的公民。离开了这些潜在的读者，他们理论的意义也就无从落实了。到了中世纪，基督教神学笼罩着所有的写作。作者的写作都像行星围绕着恒星一样围绕着《圣经》。某种程度上，《圣经》成了中世纪欧洲唯一的终结文本，其他作品不过是对《圣经》的回应和阐释。因此，中世纪只有阅读，没有写作；只有读者，没有作者。是否属于《圣经》的读者群体，将决定信徒和异教徒的区别，并最终决定个体的拯救乃至存在。表面上看，文艺复兴是一个作者重新复活的世纪，如此多的伟大作者像新的天体一样出现，他们耀眼的光芒往往让人们忽略了他们背后的读者。其实，文艺复兴时期的作者与他们的读者的关系比以前的时代更明确、更具体。这些读者不但为作者提供问题和对象，而且直接为他们的生存提供物质的支持和保证。他们以艺术订购和赞助的方式使得这些伟大的写作者的创造能够实现。而这些日渐上升的世俗君主、贵族和新兴的商人希图通过这些作者从教会手中瓜分政治和文化的权力。因此，文艺复兴与其说是由人文主义大师推动的，不如说是由他们的这些强有力的读者推动的。笛卡儿时代，读者的地位问题从理论上被确立下来。“我思故我在”确定了人的主体的理性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读者和作者是等值的。他们拥有相同的趣味，共同的规则感和分寸感。读者和作者的区别仅仅是模仿规范的能力的高低，而且从社会学意义上，写作是一种低于阅读的活动，因为写作带有更多的操作和体力的色彩。古典主义作家的读者是那些生活在沙龙当中谈吐优雅、情趣高贵的贵族，他们不但最充分地理解、欣赏了拉辛和高乃依的悲剧，而且他们确立了悲剧写作的规范。读者成了作者具体写作的指导者、裁判者。启蒙运动激烈地批判过时的封建等级制度，但它也创造了一种读者和作者新的等级秩序。在这个秩序中，作者被放置在一个高于读者的位置。作者被理解为先期获得了心智的解放，他们独立地运用自己的理性去看待世界，并将这种理性播撒到仍然处于蒙昧状态中的读者身上。启蒙作家赋予了写作对阅读的优先性，但却进一步强化了阅读对读者的意义，因为阅读成了受体制和观念束缚的读者寻求自由的途径。所以，启蒙作家依然如此关心读者（虽然他们的读者已经由贵族转变成了平民），以至于他们愿意放弃古典主义写作中对规范的景仰，把写作变为一种开启读者心智、促进读者自觉的工具。浪漫主义者继承了启蒙作家的作者优越感，他们似乎不再顾及读者的存在，写作成为作者自我扩张的手段，他们徜徉于山水间，孤独地或浅吟低唱，或慷慨悲歌。在他们那里，似乎读者已经消失。其实，浪漫主义并没有取消读者，作为一种缺席的在场，读者仍然是浪漫主义诗人自白独吟的对象，只不过他们一厢情愿地要求工业社会的市民依然保持贵族时代的高格调。因此，他们彼此为对方写作，作者就是读者，读者就是作者，读者和作者之间已经不再有区别。 从上面我们不难看出，读者从来不是一个新近的发现，“为谁写作”的问题在漫长的写作史上是明确的、具体的，过去的作者与自己的读者保持着一种亲密的、共谋的关系。在写作之前，作者就能明确地知道自己的读者，他了解他们的生活，清楚他们的需要，与他们分享共同的经验和趣味。绝大多数情况下，这些读者不是遥远的陌生人，而是生活在作者生活圈子周围的熟人。作者能够准确地判断自己的作品以何种方式被读者阅读、在何种程度上产生影响，作者和读者经常可以及时地、充分地讨论写作涉及到的问题，权衡写作的得失。作品总是被最充分地交流，作者不会为找不到作品的读者而受困扰。 更重要的是，这个悠久的读者传统，积淀起一整套关于阅读和读者的理论和标准。传统意义上的读者不仅仅是阅读写作的人，他同时代表了一种标准、规范和秩序：首先，读者必须先验地拥有独立的自我，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具有内在本质的个体。在阅读过程中，读者自我的经验生动地展开，读者的自我不断丰富和扩展，并最终实现自我的完善，所以阅读是读者自我历史化的一种形式。也就是说，作者的阅读过程和阅读经验，不仅是实现阅读的途径和手段，它本身就是阅读的目的。传统的读者理论非常重视读者主体的阅读体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对卡塔西斯的讨论便是很具代表性的例子。悲剧的效果通过对观众心理的影响体现出来，阅读的社会意义正是通过将文本的世界纳入读者的内在世界来实现的。阅读的主体性，导致了阅读不是临时性的行为，而是一种严肃的生活态度和正式的学习方式，并最终形成了一整套关于阅读的方式和程序的细致的要求，以此来遏制人的惰性可能引发的对阅读的随意态度。这个主体性的读者奠定传统读者理论的基础。 其次，读者必须是一位生活共同体的负责任的成员。阅读不是纯粹的个人行为，它也是生活共同体维系其有效性的价值行动。公民和读者是同构的，要成为一位称职的公民首先要成为一位称职的读者。在传统社会的作者心目中，不存在仅仅为了快乐阅读的读者，即使像贺拉斯这样的作者强调阅读的娱乐功能，也是为了更好地实现阅读的培育公民和传递价值的功能。这种态度赋予了阅读活动神圣性和读者很强的责任感，阅读不再是自由的而是有条件的，读者对写作的阐释必须服从生活共同体的信念。这反过来赋予了写作以权威性，因为写作是以规范的形式表现了社会的共同信念。因此，我们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传统社会要对写作和阅读行为进行严格的控制和有效的干预，它通过经典的确立和权威的阐释来保证阅读行为的方向性及其效果的可控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