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3926（2006）03—0045—06 文艺“民族形式”论争是延安党的宣传部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的一场全国性的文艺运动，就如艾思奇指出的——“为要具体地规定文艺界应该走的道路”和“制定全国的文艺政策”的文艺运动。[1](P.251) 但是， 当代学术界对这一思潮的“运动”性质、发起过程和目的认识不足，存在研究的简单化倾向，以为其是不言自明的问题，一个明显的表现就是当论及其开端时，往往以一两句话交代而已。如张大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史》的说明：“（毛泽东）这段话① 的本意，在于批判党内的教条主义学风，但由于它恰中文艺界争论的症结，从而引起极大的重视。首先在延安文艺界展开了关于文学艺术民族形式的大讨论”[2](P.1086)。 再如廖超慧著《中国现代文学思潮论争史》的表述：“1939年初，在延安，文艺界开展了学习和讨论毛泽东同志提出的民族形式问题。自此，关于民族形式问题的论争便拉开了帷幕。”[3](P.974—975) 这种叙述的简单化情形不仅表明研究界对文艺“民族形式”发起的过程不甚明了，而且揭示出长期以来对“民族形式”论争研究薄弱的一个重要原因，即仅仅将其开端看作是一般的“学习讨论”，没有认识到其从根本上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发起的文艺运动，从而导致既不能清楚还原历史事件的本来面貌，也无法触摸到事件的深层本质，局限了研究空间，影响了研究深度。为此，本文对这一运动的性质、发起过程进行了较为深入的探索。 一、在新形势下新的文艺运动的酝酿、发起及任务 1938年，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毛泽东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进一步提出全民抗战的思想主张。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政治报告中，提出将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主张，即“民族的形式，国际主义的内容”相结合，同时号召“宣传的民族化”，即创造“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②。新的历史现实、新的政治关系以及党的号召必然要求文艺作出新的反映和调整，对此，延安党的宣传部门有清醒的认识。从历史和政治要求出发来观照当时的文艺状况，党的文化界和文艺界领导发现，过去的文艺“外国气味太重了”，是“欧化”的新文艺，并不能充分实现党的政治任务，并不能有效承担发动民众的使命，并且这新文艺本身也是亟待改造和发展的。这就迫切需要开展一场文艺运动，既要能为抗战的政治宣传、动员民众发挥作用，又要在这一运动中进行新文艺的改造和发展，扭转过去“新文艺二十年来偏离中国化的方向”（艾思奇），使之向“民族化”、“大众化”的方向迈进，最终，建立“新中国”的民族新文艺。在这样的认识要求下，宣传部有意识进行了运动的准备，决定开展一场新的文艺运动。从陈伯达1939年2月发表的《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一文可知，中央曾就此召开过专门的座谈会，确定开展以“旧形式利用”为主的新的文艺运动③。当时在宣传部的陈伯达、艾思奇以及文艺界领导周扬成为运动的倡导者和领导者。1939年2月16日，周扬、艾思奇、 陈伯达三人同时在延安《文艺战线》和《新中华报》上发表了三篇文章，为这次文艺运动做舆论铺垫和思想准备，发出运动先声。 《文艺战线》创刊号上刊载的是周扬《我们的态度》、艾思奇《抗战文艺的动向》两篇文章。周扬号召作家首先从态度上来一个转变，这就是从过去对中国旧有文化的不屑和冷淡的态度转变为对民族文化特别的亲切、关心和爱好：“在文艺大众化，旧形式利用的问题上所碰到的主观的困难就是从对中国旧有文化的那一贯冷淡和不屑去研究的态度而来的。这个态度必须改变。我们要在对世界文化的关心中养成对自己民族文化的特别亲切的关心和爱好。要在自己民族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去吸取世界文化的精华。国际主义也必须通过民族化的形式来表现。”“目前把艺术和大众结合起来的一个最可靠的办法是利用旧形式。”“我们需要有计划有系统地来开始一个理论的运动。”[4](P.262—264) 艾思奇着重说明文艺界需要并正在计划开展一场经过“人为有意识推动”的文艺运动：“运动的目的并不在于提空口号，谈空理论，而在于提出具体的切实的问题”。“利用旧形式，在民族文艺的发扬上，在大众的平民的文学的创造任务上，是一件非常必要的工作。这是把新文学十几年来的发展中的非中国化的偏向的一个纠正。”[5](P.402—404) 意思很明显，一场“利用旧形式”的文艺运动已经过酝酿并正在提议之中。陈伯达《关于文艺的民族形式问题杂记》发表在延安《新中华报》上，文章开篇即说：“近来文艺上的所谓‘旧形式’问题，实质上，确切地说来是民族形式的问题，也就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的问题。”[6](P.118) 不仅将“旧形式利用”提升到“民族形式”的高度，而且将“民族形式”与毛泽东提出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划了等号，至此，“旧形式利用”、“民族形式”问题就与毛泽东“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号召连在一起④。从这三位党的文化和宣传部门领导同时推出的文章不难看出，一场有计划、有准备从“旧形式利用”活动出发推广的文艺运动就要掀起了。 实际上，打算把“旧形式的利用”来作为“宣传的民族化”和“文艺的民族化”的文艺运动的出发点，早就被提出设想并表达过。还在1938年7月， 刚刚开始倡导继承民族文化和民族传统时，陈伯达就在《论文化运动中的民族传统》一文中提出要将“旧形式利用”推广成为一场普遍的文化运动：“本来关于利用旧形式这个工作是已有人在那里做了。考古学家顾颉刚先生所主持的‘通俗读物编刊社’在这方面曾做过不少的工作。但是，利用旧形式的工作，实是还没有成为普遍的文化运动。……毫无疑问的，由于抗战动员的需要，利用旧形式的问题最近已更进一步地引起了全文化界的注意，而且最近正有不少人已开始被牵动到这方面来工作。这个潮流将是不可遏止的，现在就是要推动这工作成为最普遍的文化运动。”[7](P.89) 设想正在按照计划变成现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