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778X(2002)05-0119-04 一 自两千多年以前古希腊思想家亚里士多德、柏拉图等提出艺术与现实世界的关系这一问题以来，文学的社会学研究就一直没有走出西方文论家的视线。古希腊思想家从哲学的高度关注文艺的社会功能问题，探索文学与社会的关系，虽然这些早期的文艺社会学思想是零碎的有时甚至是矛盾的，但这股潜流一直流贯到了18世纪。当时，意大利历史学家维柯曾从人类社会历史的起源背景中来考察诗，德国的一些文学家美学家也曾不同程度地从社会历史环境中探讨文学和艺术。正是受到了这些思想的影响，法国斯达尔夫人1800年发表的《从文学与社会制度的关系论文学》才为文学社会学奠定了学科规范。到了19世纪，丹纳提出“种族、时代、环境”三要素说以及法国实证主义社会学创立以后，古典的文学社会学已经初步建立起理论体系，社会批评作为一种批评模式被确立了下来。 社会批评强调艺术与社会的互动关系，关注社会和文学影响的同时性和相互性，力图建立并描述社会与文学之间的关系。20世纪之前，社会批评方法在文学研究领域一直长盛不衰。20世纪以来，在各种社会思潮的激变和碰撞之下，文学研究“向内转”的呼声不断高涨。这期间，从语言学观念出发，从文学作品的形式与结构入手来探索文本意义内涵的形式主义文学批评方法盛极一时。然而，这种“内在研究”的批评范式在最初反拨了传统社会批评的一些偏颇之后它自身也暴露了应被反拨的局限，那就是对作品本体的普遍强调并几乎成为一种偶像崇拜而不同程度地忽视甚至放弃了向社会历史视野开掘文本意义的尝试和努力。[1](P47)也正是这种情势促使社会批评进一步向历史纵深拓展，向不同理论态势发展批评取向。因此，在进一步吸收和融合马克思主义文艺观念之后，20世纪社会批评在整体模式和批评程式上都有了很大的改变并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二 20世纪是一个充满重大变革的动荡不安的世纪，社会的激烈变革曾带来了各种社会思潮的激烈碰撞。身处其中的许多人文知识分子不仅痛感时代的黑暗，而且大都怀着一种忧愤的情感作着各种各样的抗争。正是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为社会批评进一步拓展其理论视野提供了历史的契机，使一些批评家不由自主地把批评触角投向现实的社会情境。20世纪初，英国文学批评家考德威尔在一篇批评当时英国著名作家劳伦斯的论文中激扬地说：“今天，随处可见劳伦斯的自觉或不自觉的追随者——绥靖主义者，心满意足的小享乐主义者，诚心诚意的性至上主义者，用心良好的自由主义者，理想主义者，他们都在寻求不可能的解决途径，企图在腐朽和灾难中通过个人意志的自由行动而获得拯救……在战争的恐吓之中，这种骗人的设想有何补益？一个人可以像劳伦斯那样塞耳不闻，躲到康沃尔郡去，但成千成万的同胞的哭喊声仍会传入他的耳朵，令他苦痛难堪。大战终于又死灰复燃，新的恐惧又来了。”[2](P436)考德威尔曾一度热心于二三十年代的社会政治，他希望人们能在政治斗争中采取果敢的行动，并认为文学应该有参与现实斗争的力量。也正由于此，考德威尔的文学批评坚持社会历史的视野和现实斗争的立场，他从当时的社会环境出发，试图从资本主义的社会变迁和历史变迁中考察文学的本质和意义。在《幻象与现实》中，考德威尔考察了近代英国诗歌在英国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产生、发展的历史。他认为，诗歌决不单纯是现实世界的幻象，诗歌产生于原始部落成员共同的意识，这种意识曾促动原始人的集体斗争。这种意识有本能的因素，但它并非来自于个人，而是来自于一种社会的现实。但随着阶级社会的产生，统治阶级制造了一个有阶级结构的、新的、更复杂的幻想世界，它要求诗歌传达这个幻想的世界。特别是随着资产阶级幻象进入了新的阶段，当资产阶级借助于工业革命的兴起而壮大以后，它要求诗歌忽略幻象与现实之间的能动联系而成为一种资产阶级幻象的附庸。因此，从幻象与现实的能动关系出发，考德威尔批评了当时的文学。他认为20世纪30年代英国文学严重地脱离现实而求助于一种本能的意识，进而以一种法西斯的而非共产主义的倒退的方式来解决当时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关系的混乱失调，所以已经演变为僵化的自然主义和温情的资产阶级幻象。在考德威尔看来，这种局面是源自于当时社会情境的紧张，而改变当时资产阶级文学困境的方式则在于现实的斗争。他说：“事态已发展到这样的地步，通过社会关系的小修小补，通过艺术手段使本能适应环境已于事无补了。社会关系本身必须重建……但只有一种革命性的解决方法。”[2](P431) 在法西斯势力日渐猖獗、社会动荡急剧加紧的社会情势下，考德威尔的社会批评显得有的放矢，这也正体现了20世纪社会批评的发展方向。在考德威尔生活的时代，社会思想领域占主导地位的是以象征主义和表现主义为起源的人本主义思潮和强调人的自由天性并提倡资产阶级个性化的自由主义思潮。人本主义把人的非理性的意识表达发挥到极至，自由主义则使人退避到资产阶级的个人一隅。受这种思潮的影响，文学园地充斥的是劳伦斯式的资产阶级个人文学，而在文学批评领域，由于形式主义、语义学、新批评等重视文学的“内在问题”的批评流派的崛起，当时日渐紧张的社会形势和日渐突出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及阶级矛盾被视为“非文学”的要素而排斥出文学批评的视野。在这种局面下，考德威尔对文学艺术进行历时的考察，强调文学艺术的现实实践作用，使他的批评观念体现出强烈的现实感和时代感。此时，社会批评已较传统的文学社会学研究模式有了很大的进展，特别是与作为对形而上反动的实证主义社会批评划清了界限，不但传统的社会学研究方法中调查和统计的实证手段趋于弱化，而且传记批评中“因果分析”的僵化模式有了改变，因而使社会批评更具审视一定时期文学赖以留存的社会情境的敏锐性和批判性。 三 继考德威尔之后，20世纪另一位具有代表性的社会批评家是法国的戈德曼。戈德曼从黑格尔关于主客体的辩证观出发，不但吸收了皮亚杰的整体观念，而且吸收改造了卢卡奇关于“整体性”的思想，提倡一种从部分与整体的关系出发来解读文学作品的发生结构主义的批评方法。发生结构主义从“文学是一种有意义的结构”这一基本前提出发，把文学作品放在它得以产生的世界中，对文学作品与社会的关系作了发生学的考察，注重研究文学作品的结构要素与社会结构以及特定社会集团思想体系结构之间同源关系，并且试图描述这种关系的功能意义。戈德曼认为，文学是与一定的社会集团相联系的，一切有价值的文学作品都是结构严密的并且表达了一种世界观，而世界观总是一定的社会集团的集体意识的展现，因此文学作品的世界和社会集团的精神结构之间存在着同源性。发生结构主义就是要揭示文学作品与一定社会集团之间在结构上的同源关系，进而对具体文学作品的意义和价值作出基于一定社会历史现实的理解和解释。在《隐蔽的上帝》中，戈德曼对拉辛的作品作了发生结构主义分析，认为拉辛的三部拒绝悲剧是17世纪法国极端冉森教派拒绝世界的精神观念的反映，他的三部现实悲剧是冉森教派试图与世界妥协的精神观念的反映，而他的最杰出的悲剧《费德尔》则是冉森教派在世界的现实生活中失败的反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