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4074(2002)03-0044-06 批评视角的转换是新时期以来中国文学批评转型的一个重要内容，也是中国文学批评现代性品格建立的一个重要标志。20世纪90年代以来，伴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机制的转换，文学批评体制与机制也在逐步转型，并形成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下具有中国特色的批评多元化发展趋势。其中，批评多元化的重要构成内容之一就是批评视角的多维转换。 一、批评视角的维度转换和多维视角的确立 伴随着中国文学批评的现代化进程，中国文学批评视角的转换主要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自“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中国开始了现代化进程，批评也随之开始了现代化进程——从古代批评形态向现代批评形态转型。批评视角也从传统批评视角——人格伦理教化型视角，向现代批评视角——社会政治教育型视角转化。其实质不是一个简单的视角转换，而是视角内容的转换——从封建意识形态内容向反封、反帝、反殖民主义的意识形态内容的转换。但单维的视角状态并未真正改变和转换。 第二阶段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国现代化进程以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为主要内容，文艺及其批评被视为中国革命和建设机器上不可缺少的螺丝钉，从而确立文艺和批评为革命和建设服务的宗旨和目标，文学和批评的主流意识形态功能得到最充分的体现。因此，批评视角一方面沿袭了“五四”以来的批评传统，在社会政治教育型视角上有了进一步发展，同时，另一方面受计划经济和大一统思想意识形态影响，又强化和确立了阶级及阶级斗争批评视角，最后发展到极端，在“文革”中表现为政治大批判的视角，从而使批评成为阶级及阶级斗争的工具。 第三阶段是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在反思和建设两条轨道上发展，尤其是借助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推促了批评全面的改革和全方位转型。批评视角伴随着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语境和视域的展开而逐步扩展，实现了单维视角向现代多维视角的转换。细而分之，新时期以来批评视角的转换也经历了三个主要阶段。 其一，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拨乱反正时期。以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及其批评为代表的批评视角从“文革”十年动乱的反文化、反人性、反社会的极端阶级斗争大批判模式批评转向政治反思型批评，其批评视角从阶级斗争视角转向社会政治视角。这一转换在视角内容改变的意义和作用上已显示出突破“禁区”、趋向改革的态势。批评视角逐步聚焦到“文革”以及各类型的政治运动的反思中，除对社会政治以及阶级斗争的反思外，更重要的是，在更为广阔的空间上开始了对人性、人的命运、人的情感生活的反思。拨乱反正批评视角逐步由社会政治型视角向人性人情型视角转换。 其二，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学批评先后经历“方法论热”、“观念热”、“美学热”、“批评热”等文艺思潮洗礼之后，明显更高地立足于引进和吸收西方批评来改革和转换中国批评。形形色色的西方文艺批评流派、思潮、理论、模式、方法源源不断地登上中国批评舞台，并左右中国文学批评的建设和发展。批评视角原来的格局已被打破，以主流意识形态批评为中心的一统天下逐步为精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批评所松动；中国传统的批评模式也逐步为西方批评模式所动摇；“中国化”、“民族化”倾向也逐步为“西化”倾向所置换；单维的社会政治型——人性人情型批评视角也逐步为西方林林总总的多维批评视角所取代。至此，“多元化”、“多样化”的批评视角格局基本建立。尽管基础是建立在试图引进西方批评以期“洋为中用”的思维和观念上，一方面存在着“西化”倾向和“民族化”、“中国化”的“失误”状态；另一方面也存在着仅为引进和利用，而缺乏平等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从而导致“误译”、“误读”、“误用”的误区，但从总体而言，借助西方批评资源打开中国批评封闭的大门，毕竟是迈开了艰难的一步，构成了一个古今中外批评交锋、碰撞以促使“多元化”格局建立的语境和氛围。文学批评的视角因批评语境和视域的向外拓展得以开放，视角转换和变革成为必需和必然。具体而言，中国批评视角从社会政治维度转向人情人性维度后发展为审美维度。以审美视角为中心建立了在引入西方的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模糊数学、耗散结构理论等自然科学维度的现代批评新思维、新方法、新理论的全方位视域。但这一阶段的引进和开放，存在着一个时间差的问题。钱中文先生指出：“在全球化语境中，当鸟瞰20世纪中外交流的发展时，我曾指出两者之间曾经发生过两次错位。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前，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研究是一种内在研究，而我们则把文学理论的外在研究发展到了极致。结果是两者都走入绝境，难以为继。另一次是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当全球化语境正在逐渐形成之中，西方文学理论的主导倾向，由内在研究而走向外在研究，而且声势越来越大，而我国文学理论，则由外在研究而走向内在研究，大力探讨文学理论自身的问题、规律等等。”[1]因而，尾随西方总会存在着一个落后或滞后的问题。中国批评视角的转换相对于自身发展而言有了更大突破和飞跃，但相对于世界批评潮流而言则始终存在距离和“盲点”。 其三，第三阶段的发展以1992年中国开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轨作为标志。市场经济不仅设置了一个可供交流的更大的天地，而且设置了一个新的视域和语境。中国文学批评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语境和视域下，推动其变革和发展的机制就不仅仅是西方批评思潮的外部要求，而且是中国现实问题的内在机制的推动，是批评如何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最大限度地解决人和生产力发展、激发人的积极性、提升人的精神文化境界、满足人的精神文化需求的现实问题。至此，中国文学批评的定位和立足才扎根于中国现实的土壤上，“本土化”、“民族化”、“中国化”的本土意识和“现代化”、“全球化”“多元化”的世界意识才有可能实现对话和交流，才有可能真正在古今中外融通的多维视域中全方位考虑问题和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首先打破了单一的主流经济、文化所处的统治地位，初步形成了多元经济和文化共存发展的状况。从文化角度而言，主流意识形态文化、精英文化和大众文化处于三足鼎立状态。大众文化借助市场经济和大众传播渠道从20世纪80年代的边缘化状态逐步进入主流渠道；主流意识形态文化也从20世纪80年代政治权力话语转换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更为宽容、民主、平等的文化话语；精英文化也从20世纪80年代的“前卫”、“先锋”的孤傲独立的经典文化转换为审美文化，既适应市场经济的发展，改变姿态和策略，向主流意识形态文化和大众文化靠近；又保持精英文化本色，坚持人文精神和文化批判的立场。三种主要文化形态的相互支撑而又相互协调，谋求整合而又相互制衡的状态，构成中国文化的整体性与多元性。文学批评发展亦如此。批评内部力量的整合与制衡也存在主流意识形态批评、精英批评和大众批评三股主要批评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三种批评才有可能形成整合而又制衡的力量，形成中国文学批评的整体力量和多元化发展状态。从批评视角而言，批评队伍力量的整合和分化，也必然使视角呈现出多样性和统一性、特殊性和普遍性的对立统一关系，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向和制衡整合、趋向对立统一的多元状态。具体而言，批评视角的转换受市场经济的影响，一方面，从审美批评视角转换为审美文化批评视角或文化批评视角，无疑拓宽了批评视域和语境，甚至在一定程度上转换了视域和语境，拓展和开阔了批评视角；另一方面，立足于本土现实问题的提出和解决，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对批评理论的引进虽更趋成熟和理性，但却带有明显的“中国化”而非“化中国”的导向和目的。诸如西方当下仍还盛行和新近出现的后殖民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和文化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批评、后现代主义批评等，均带有本土现实问题性和现实当下性，更带有“全球化”时代的世界普遍性和人类生存境遇的共同性，从而使问题和命题合法化、合理化。同时，“全球化”话题除其普遍性和共同性外，还会因地域、民族、国家差别而带有本土性特征，从而呈现出多元化、民族化的特征。“全球化”语境中的对话和交流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多元化状态，存在着接受对象多元化、接受主体多元化和接受效果多元化的倾向。另一方面，中国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经济角度而言，必然是多元化，从市场角度而言更是多元化，因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也为中国文学批评体制、机制及运作规则上的转换，从内部机制上实现多元化发展、创造了条件。整合与分化，制衡和鼎立都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批评发展的多元化状态和趋向。中国批评面对当下现实问题考虑的基本思路不外乎“全球化”与“本土化”、“现代性”和“传统性”、“多元化”和“个性化”等问题的统一和协调。在批评视角的选择上确定文化批评和审美文化批评，在一定程度上既体现了“全球化”问题与“本土化”问题的现实实践性品格，又体现了“多元化”和“个性化”精神，更体现了“现代性”和“传统性”沟通和对话的意义。至此，中国文学批评视角的转换可以说从单维视角向多维视角的转换已基本实现。当然，多维视角格局的最终形成是一个不断建构和发展的过程，也是一个随时代发展和文学发展不断调整、更新和转换的过程，从批评多维视角创新性和多元性、生命力与活力的实现都有赖于这一过程的不断完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