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前五十年，瞿秋白、鲁迅、冯雪峰、周扬等大批知识分子将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广泛应用于中国文艺实践，快速推动了中国文学理论的所谓现代化进程。其中的瞿秋白对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译介，尤具复杂性，值得专门探讨。 一、直接翻译：语言优势与文本策略 瞿秋白翻译了大量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述。与同时代、贡献同样巨大的鲁迅、冯雪峰、陈望道等转译者不同，他采用了由俄文直接翻译的方式。 首先，从译介语言来看，瞿秋白直接从俄文翻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而鲁迅、冯雪峰、陈望道、周扬等，大多数从日文、少数从英文或法文转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作，在翻译“归化”与“异化”的二元关系中，属“翻译的翻译”，即二次转译，个别甚至是三度转译，普遍存在扭曲变形，可信度大打折扣。就鲁迅译介普列汉诺夫《艺术论》，梁实秋在1933年7月《新月》杂志发表《论翻译的一封信》一文指出，“鲁迅所译，系根据日译本转译的，虽然许多是直接译自俄文，但俄文原所引用的达尔文的文章又是译自英文的。所以达尔文的原文，由英而俄，由俄而日，由日而鲁迅，——经过了这三道转贩，变了原形自是容易有的事”，难免出现翻译变形乃至错误。在当时围绕“硬译”、“复译”、“重译”等展开的几次翻译大讨论中，瞿秋白强调，“既然叫做翻译，就要完全根据原文，翻译的人没有自由可以变更原文的程度”，倡导“等效论”原则，语言的直接性为其翻译提供效力支持与文本信心。瞿秋白的直接翻译不等于直译，译文质量是有保证的。既不同于赵景深主张的“宁顺而不信”，也好于鲁迅倡导的“宁信而不顺”的“硬译”，瞿秋白的翻译是“既顺而又信”、“信而且达、并世无两”(鲁迅语)，加上他建构“真正的现代中国话”、“要做绝对的白话文”的语言学译介目的，翻译即传播，本土化即大众化，在这里，“语言表征”关涉“功用撒播”，“文化实践”联系“革命叙事”，二者相互配合、相得益彰。 其次，就翻译对象而言，瞿秋白所译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重要著作，其中包括俄国学者翻译的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的三封信——《恩格斯论巴尔扎克》、《恩格斯论易卜生的信》、《社会主义的早期“同路人”——女作家哈克奈斯》，列宁论列夫·托尔斯泰的两篇重要论文——《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列宁文学理论代表作《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关键段落，高尔基的二十多篇文艺论文，普列汉诺夫四篇著名文章——《易卜生的成功》、《别林斯基的百年纪念》、《法国的戏剧文学和法国的图画》、《唯物史观的艺术论》(第一讲)，卢那察尔斯基论高尔基的著名论文——《作家与政治家》等。最为关键的是，依据苏联“公谟学院”(即苏联共产主义学院，后并入苏联科学院，今俄罗斯科学院)所主办杂志《文学遗产》总第1、2期内容，瞿秋白翻译、编撰的上述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献，很多都是全世界范围内的首次出版，对于多维呈现、准确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文艺思想，在当时具有十分重大的意义。实际上，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在中国的译介、传播、运用，经历过从“间接”到“直接”的转变过程，即从译介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阐释著作、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著述，过渡到译介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原著。在此变化过程中，以上述翻译成果为标志，瞿秋白是一个关键转折点。对比瞿秋白，除冯雪峰节译列宁名篇《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翻译马克思《艺术形成之社会的前提条件——关于艺术的断片》一文，彭康译列宁名作《托尔斯泰——俄国革命的明镜》、《托尔斯泰》，亦曾译介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的一些著作之外，鲁迅、冯雪峰、陈望道、林柏修、彭康、何丹仁、朱镜我、许幸之、刘纳鸥、胡秋原等还翻译了弗里契、法捷耶夫、藏原惟人、冈泽秀虎、青野季吉、片上伸等人的大量著述，而这些均非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创始人原著，基本不是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文本，大部分是马克思主义阐释者、研究者论著，甚至包含了不少非马克思主义因素，与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经典尚有一定距离，作为庸俗社会学代表人物的弗里契，更是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基本观点。但1920年代末期的中国文坛，却普遍视普列汉诺夫、卢那察尔斯基甚至弗里契的论著为马克思主义经典著述。如，在《萌芽月刊》第1卷第1期中，冯雪峰便认为弗里契是“最优秀的马克思主义艺术学者，马克思主义艺术批评家”，视其《艺术社会学》为用“严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方法”揭示艺术规律的巨作。与之比照，从翻译对象的内容遴选方面，瞿秋白的直接翻译消除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传播初期“阐释文本的混杂”、“译介的双重间接”等不良倾向和影响，可谓迈出了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中国化的第一大步，吹响了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号角，并为中国现代文艺批评观念、原则和方法的确立提供了直接的思想资源和具体的理论范式，意义独特而深远。 瞿秋白深具外语研习天赋，他精通俄文，俄译作品数量多、质量高，多次担任重要场合的俄文翻译，为他了解、介绍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积淀了语言优势、创造了时空际遇，“瞿秋白的俄语水平和办杂志的经验，引起了北京晨报社的注意，他因此被其委以记者身份去莫斯科采访”①，加上“当时中国文坛真正懂俄文的人，不过耿济之、瞿秋白、蒋光慈、萧三、韦素园、曹靖华等人而已。除瞿秋白外，其余的人都不搞理论批评，也不能全面观照苏联文艺运动的发展变化”②，使其比较优势愈加明显，也更令人信服，再加上旧学根底雄厚、国文基础扎实，瞿秋白当之无愧地成为中国译介与传播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的“第一人”。鲁迅曾这样高度评价瞿秋白的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译文质量：“‘现实’中的论文，……原是属于‘难懂’这一类的。但译这类文章，能如史铁儿之清楚者，中国尚无第二人，单是为此，就觉得他死得可惜。”③此处所提到的“现实”即瞿秋白翻译的《“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史铁儿”是瞿秋白笔名。事实上，以其内容之要、质量之高、时效之用，瞿秋白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译文产生了重要而长久的影响：在欧阳凡海编译《马恩科学的文学论》(读书出版社1939年版)所收录马克思、恩格斯的四封文艺书信中，即有两封(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保·恩斯特)采用了瞿秋白译文；戈宝权辑译《列宁论文学艺术与作家》(载1941年《文艺阵地》第6卷第1期)沿用了瞿秋白的部分译文；肖三编译《列宁论文化与艺术》(上册)一书(北方出版社1949年版)使用了瞿秋白所译《列甫·托尔斯泰像一面俄国革命的镜子》一文；1940年鲁迅艺术文学院出版《马克思恩格斯列宁论艺术》(周扬编校，曹葆华、天蓝译)选用了瞿秋白译文《L.N.托尔斯泰和他的时代》；1944年周扬主编《马克思主义与文艺》，除“个别字眼上有所变动”，瞿秋白所译列宁《党的组织和党的出版物》中的关键段落悉数被采用，并被历次重译所一直沿用。 澳大利亚学者费·约翰曾区分两种现代中国政治代表：同情式(representation－by－sympathy)和觉悟式(representation－by－consciousness)，前者基于人类同情心“代表”被压迫者；与人道主义不同，后者萌发于同具的内在觉悟。在瞿秋白的革命之路、理论之旅中，青少年时期的成长环境、曾对佛学萌发浓厚兴趣等，使其早期心性深具“同情”情结，但旅俄经历、时代风潮等多种因素推动他由“同情式”转变为“觉悟式”，并直接影响其思想旨趣、理论品格。正基于此，经由译介与传播，由俄国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现实主义思想、庸俗社会学观点、无产阶级文化派主张、拉普文学理论等构成的社会批评资源，悉数进入瞿秋白视野而被重点关注，而俄国“探讨文学与人的心灵世界、文学与历史文化关系为基本目的”的历史文化批评(如象征主义、宗教文化批评和历史诗学等)、“强调艺术审美功能、重艺术形式研究”的审美批评(如阿克梅主义、未来主义、俄国形式主义、布拉格学派等)则基本被遮蔽，瞿秋白对其视而不见、置若罔闻④。可见，由俄文向中文的直接翻译使瞿秋白“声名显赫”，拥有影响与传播链条上的语言先发优势，这是同时代所不可比拟的。然而，在信服力强、译介经典的光环大旗下，瞿秋白的语义强调抑或逻辑舍弃，使其有意无意地成为量度、勾勒中国现代文学理论体系线条的尺子和画笔之一。时代因缘，风云际会，在波澜壮阔、思想纷争的现代中国社会文化场域里，个人的气力才情、思想心结之于理论形成、价值呈现的关联度，有时真难以估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