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著名美籍学者韦勒克向我们提出疑问：写一部文学史，既是文学的又是历史的书，是可能吗？此疑问是就当时文学史编著的状况而提。然而，“重写文学史”的提法，在中国文坛不断出现。“重提”的结果表现在：文学史理论著述增多；文学史的编撰有所改观；尤其回归文学本体并在文本研究的基础上建构美学意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呼声，不时传出并逐步升级。世纪之交的中国文学史会呈现何种景观呢？笔者将视野投向西方20世纪的几种理论（有关文学作品理解及其文学史原则），通过对其作简略描述，以寻求中西文学史研究的“对话”。 科学的文学史观应建立在对“文学是什么”即“文学的本质”的全面而正确的理解与把握上。而对“文学的本质”的把握，关键在于“文学作品是什么”的理解，即文学作品的存在方式。文学作品是创作的产物，批评的对象，理论建构的基点。美国学者艾布拉姆斯以作品为中心建构其艺术诸坐标，并据之将西方19世纪前的文学理论分为模仿论、实用说、表现说，及后来才盛兴的客观说。前三者分别关注作品与世界、读者、作者的关系，而后者却独以“作品”为基点，“它在原则上把艺术品从所有这些外界参照物中孤立出来看待，把它当作一个由各部分按其内在联系而构成的自足体来分析，并只根据作品的存在方式的内在标准来批判它。”（注：分别引自艾布拉姆斯著《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第4页，第3页。）以“作品”为独立的因素进行文学研究，这是西方20世纪初的文学理论与19世纪理论的差异。俄国形式主义以一种“先锋”姿态开创西方理论的新视野。紧接着，新批评派、结构主义、现象学、阐释学、接受美学等理论（包括韦勒克、巴赫金有关理论），都在文学作品观与文学史观上有各种不同的理解与说法。笔者将对上述几种文学理论进行分类、回顾与评述，企图从中给我们文学史研究带来某种启示。 二 西方20世纪的文学理论是批评理论。种种理论不断出现，令人目不暇给。它们都以不同视角对文学作品与文学史进行阐释。不同的理论术语、理论视野与方法可说是文学研究领域的一笔财富。 （1）“作品”视角——俄国形式主义、新批评、结构主义 在此，“作品”视角是将文学作品从其他因素孤立起来研究并建构其理论的视角。犹如艾布拉姆斯的“客观说”。俄国形式主义较早地把文学研究的重心从过去的关注作品与作家、作品与世界的关系转移到“作品”本身，也就是“文学形式”。其理论的“先锋性”体现于对传统话语的“反叛”。就作品的存在方式而言，俄国形式主义者以“素材”和“手法”取替传统的“内容”与“形式”。这不仅仅是术语之变，而且是认识论、方法论之根本变化。他们认为“形式可离开内容而存在”；以“形式优先论”取代传统的“内容决定论”与“有机统一论”。 俄国形式主义认为“素材”并不重要，“手法”才是文学作品观念的核心。手法“就是使物奇特化（陌生化）的手法，是使形式变得模糊、增加感觉的困难和时间的手法，因为艺术中的感觉行为本身是目的，应该延长；艺术是一种体验事物制作的办法；而制作成功的东西对艺术来说是无关重要的”（注：引自《俄苏形式主义文论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5页。）。“陌生化”是创新的概念，它实现的目的是恢复文学作品的文学性（即形式）。其理论的核心抛离作品与社会及其他因素的关系，而着重于“纯形式”研究。这种“研究”走向客观化的同时，必然失掉作品的思想意义为代价（巴赫金语）。诚然如艾布拉姆斯所言： 到了现代，文学上凡有创新，几乎无一例外会相应出现批评新观念；有时正是这些新观念的不完善之处，使得相应的业绩别具一格。（注：分别引自艾布拉姆斯著《镜与灯》，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31页、第4页、第3页。） 俄国形式主义文论毕竟有局限。但它在某种意义上为我们提供一种新视角。当沉溺于过去的“内容与形式完美统一”的理想框架时，我们也许忽视自身存在毛病。的确，文学作品犹如其他事物都有存在的“内容”与“形式”。这两者本是哲学范畴的术语。哲学术语运用到文学研究中，必将置于具体操作中才可确定其可靠性。尽管革命导师恩格斯提出未来现实主义艺术的理想：“较大的思想深度和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同莎士比亚剧作的情节生动性和丰富性的完美融合”。而我国也有如此文学批评标准：文学作品要求深厚的思想内容与完美的艺术形式统一。理论追求统一、完美，但两者在具体的实践中难以达到完美融合。在我们过去的许多史著、批评文本中：作品评价往往机械分为“内容”与“形式”两部分。然而，“内容”并不是作品本身，而是社会历史文化背景之介绍。目睹到的是条条框框的分析，而作品的艺术审美价值与史学地位却是“缺席”。 由于把文学的社会历史系列和意识形态置于自己的视野之外，用纯文学的观点看待文学发展，俄国形式主义者认为文学史是文学类型与技巧的更替史。它具有“差异性”、“断裂性”。这改变19世纪以前的文学史观：文学变化发展原因总归于社会历史演变之中。 俄国形式主义的文学史形成这样： 从作品到作品，从风格到风格，从学派到学派，从一个结构主元到另一个结构主元，文学的历史发展绕开所有文学以外的阻力和势力顽强地走向自己的必然之路。（注：分别引自巴赫金著《文艺学中的形式方法》，邓勇、陈松岩译，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2年版，第231页。） 显然，俄国形式主义重视文学发展的内驱力，重视体裁与技巧因素的演变，这无疑是文学史的新视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