忏悔和越界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侧面

作 者:

作者简介:
[日]坂井洋史(日本一桥大学)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8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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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纵观文学史上不同时期的各种现象和文本时,往往会“听”到跳过历史沧桑奏出谐调的某种“共鸣”来。“问题”的共性就是共鸣的音源。反过来说,静心倾听这种共鸣的人,才能看到“问题”的中心所在。有时候,一些杂音会混入你的耳朵,但是那些杂音毕竟掩盖不了在最深层次奏出共鸣的问题。清末至今,这一百年间文学史上各种层面剔出中国知识分子精神的各种存在方式,从这些表面上似各不相关的个别现象间听出某些共鸣来,给这些共鸣以逻辑性的来龙去脉,进而概括出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知识分子互相间存在着某种共性。我真希望有如此灵敏的耳朵,这是否奢望?不知道。目前我只能想像,由此写成的精神史/文学史文本,将完全脱离并解构时间性叙述秩序的支配,更强调历史基层部分的某种“质”。本文可算这种作业的一部分,即构成上述脱离历史性文本的一个侧面。

      一

      我所企图的精神史研究中,“忏悔”这个术语承担着关键性的意义。关于“忏悔”的概念,我还是从小说叙述形式的层面定义一下。

      可以说,古典式小说(roman )是承认作为物质存在的客观形式的时间而遵照时序的文本。它描绘世界秩序重编的始末。何谓“世界秩序重编的始末”?还没获得描述的世界,即静态秩序支配的“前小说”(pre roman)的世界。 这个世界里面发生了对于这种世界的挑战的一场波澜。不过,波澜究竟是波澜,经过一段时间以后必定会收拾。既然发生了波澜,世界不得不把产生波澜而收拾波澜的因果关系当做一种记忆积淀下来。这时的世界已不再是原来的世界。因为世界的秩序已经被重编了。

      例如巴金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也好,《激流三部曲》也好,早期到中期的长篇小说几乎都属于这一类。而《寒夜》在读者当中引起的响应是值得注目的。《寒夜》全篇文本虽是以噩梦一样的反复为基调的前小说世界的细密画,但是强烈地引起读者对于“后小说”(post roman)世界的兴趣,即对于女主人公后半生的关怀或感情层次的认同,也就是说文本居然能激发超过文本范围的兴趣。如果使用传统的术语,我们也不妨把这个效果叫做“余韵”。说到余韵,《灭亡》中李静淑领导工人罢工的那种唐突的、几乎多余的末尾绝对没有《寒夜》那样深彻的余韵。如果有人说巴金这个作家对于现代主义叙述方法的实验有过浓厚的理论兴趣,有过自觉地学习而运用它的意识,我还是怀疑的。我认为,巴金很有可能通过自己孜孜不倦的创作实践而完全咀嚼了十九世纪小说丰富的遗产,差一步达到了二十世纪小说的门槛前。但是,这些都是题外话,在此不再赘说。

      我在上面所说的“波澜”,并不一定是惊天动地、可歌可泣的壮剧。心理上的、发生在人的精神世界的扰乱和调和的恢复也可以成为“波澜”。实际上,五四新文学以来的现代中国小说中,如此以主人公的心理转变为主题的文本并不罕见。其实,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里面,人的精神世界作为文本的主题并没有占过中心地位。表达感情的任务一直是文学的正宗即诗歌的一人称直叙承担下来的。可以说,虚构作为言志的载体并没有得到认可。所以,新文学当中,继承古典白话小说的一部分(胡适重视此一因素),换句话说,从中国的文学传统中自律地蜕变出来的一部分很少有这种心理剖析的因素。因此,小说要写人的精神世界,这种观念的来源,应该求诸新文学的另一个源流即西方文学的影响。如此想来,我们似乎可以说,这种观念本身就是西方诸观念东渐以后才被奠基而普及下来的一种“制度”。借着福柯的概念说,制度就是权力保证其合法性的大小不一的各类话语之集大成。(注:见密歇尔·福柯《知识考古学》第三章。)那么,我们可以说,本世纪初从庙堂退下来而主宰广场,把自己掌握的权力之基础放在西方话语上面的中国知识分子在移植西方文学的同时,将这种观念也一并培植下来了。(注:以下“庙堂”“广场”“岗位”等词及其涵义基本上袭用陈思和《知识分子在现代社会转型期的三种价值取向》(原载《上海文化》1993年创刊号)的用法。)五四以来,以人的精神世界为描叙对象的文本之顿时崛起和受好评也是难怪的。因为话语的霸占者和话语的受益者联合起来组成一个共同体,这不外是制度的人为性之特点。不管如何,在这种描叙心理转变的文本中,主人公往往忏悔、反省。他经过一场由于各种因素而掀起的心理纠葛以后好容易达到新的心理状态。就是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发生了波澜,最后恢复平衡。对于这种描写从波澜至恢复全过程的文本,我暂且把它叫做“忏悔模式文本”。

      例如鲁迅的短篇小说《一件小事》可以归到这个忏悔模式文本的范畴里面去。在这篇著名小说里,情节的叙述者被写成一个深通世故、不相信一切人间美意的人。他甚至怀疑人力车带倒的老女人,以为是故意装腔做势的。但是车夫毫不理睬他的命令,只管照顾女人。车夫偏偏站在叙述者的对立面,恰像不知人世间恶意和欺诈的存在,从纯粹的责任感和关切出发,自然而然地扶助老女人。看到这种情形,叙述者就惭愧、忏悔起来。

      我这时突然感到一种异样的感觉,觉得他满身灰尘的后影,刹时高大了,而且愈走愈大,须仰视才见。而且他对于我,渐渐的又几乎变成一种威压,甚而至于要榨出皮袍下面藏着的“小”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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