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思洛普·弗莱(Northrop Frye, 1912-1991)，被誉为北美最著名的批评家，也是英语世界有史以来最重要的批评家之一。他开创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体系的诞生，结束了“新批评”的历史使命，同时开启了比较文学跨学科研究的大语境视野。雷内·韦勒克(Réne Wellek)认为，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曾一度与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和弗洛伊德心理分析的文学批评在西方文论界构成了文学批评的三足鼎立的阵势。国内文论界将弗莱定位于文学批评的神话原型的代表人物。然而，实际上，弗莱的意识形态理论与文化学说，都是对神话原型的推演。神话是其所有学说的根基，而从神话向文学、文学之外的学说、向文化的推演过程与方式，极具广阔性与普遍性，表现为一种“文化无意识”的渗透，在弗莱这里神话与文化互为消融。《抵抗的文化政治学》的作者、加拿大学者谢少波认为，弗雷德里克·詹姆逊(Fredric Jameson)的“政治无意识”的概念，来自弗莱的“文化无意识”思想的启示，尽管弗莱本人并没有使用过“文化无意识”这一术语，但他的学说处处体现了这一思想，因为“文化无意识”是神话不断被复述，被当代语境化，或者说是渗透到当代文学以及当代多种学说中的实现方式。因此，本文提炼出“文化无意识”——神话的当代语境化或者说衍生性的途径，来概括弗莱的整个批评理论。 一 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是以神话为本体，以文学为主要载体，扩充至社会、教育、文化等领域的综合体系。然而，由于弗莱最具影响的代表作《批评的剖析》，曾有意识地将文学封闭起来，进行文学的内部形式的考察，建构了神话原型文学批评体系，因此，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常常被误认为仅仅是针对文学形式进行研究的形式主义批评。实际上，人们忽略了弗莱本人在《批评的剖析》一书的“探索性结论”部分的明确说明，即：自我封闭只是一个假设，他说：“为了完成我们的论辩，我们不得不把所有的外部目标都从文学中转移出去，为此就需要假设一个自我包容的文学宇宙。”[1](p.460)实质上弗莱的神话原型批评理论的视域开放而宏大。 1957年《批评的剖析》发表之后，弗莱便将神话理论从文学推演到各种社会学说、教育理论、文化研究等。但人们容易固执地只看神话原型文学批评的封闭性，而割裂弗莱后期的教育理论、文化理论与神话原型文学批评的一致性。应该说，无论在弗莱的文学批评中，还是在弗莱的文化理论中，神话、文学、文化三者始终是密不可分的。弗莱说：“一个神话的宇宙，是依照人类的关怀、希望与焦虑的现实的一种图景。”[2](p.14)神话具有从文学内部体系导向外部文化大语境的突破功能，因为神话不是个人神话，也不只是存在于文学中的神话，而是一种民族的神话，是必然渗透于社会大语境之中的全体人民的“集体无意识”的。而且弗莱本人具有一种大文化观，他的框架预设文化比社会和政治的战场更大、更复杂。因此弗莱的批评理论是一个覆盖面很广泛的综合理论体系。 在这一体系中，神话、文学与文化是一体的。弗莱说：“我自己对神话的兴趣，始于神话的文学发展。对我来说，一个文学神话不是一种俗化的神话，而是一个成熟的神话。在作为一个文学批评家的我看来，一个神话的‘真正意义’是从一种长期的文学生活中慢慢产生的。然后它的意义包括它所意指的那种生活中的一切。”[3](p.28)弗莱不仅看到神话通过文学发生影响，他甚至认为两者是难以区分的。他说：“区分神话与文学，严格地讲是不可能的，因为没有哪种神话不是作为某种叙述的表达而存在。但在前文学时期神话是什么的问题中，神话在某些文化中才是可能分离的。”[4](p.29) 文学与神话关系密切，两者又都与文化具有一种不可分的关系。神话与文学在弗莱的整个文化体系中，占据着优先的位置，也是理解文化的两个最为重要的因素。乔纳森·哈特(Jonathan Hart)指出，在弗莱这里“文学成为了文化的地图之一。”[4](p.21)并认为，“弗莱建立的是一种将文本阅读作为一种大文本的文学理论。阅读变成了一种文化行为。批评是一种习惯性的再阅读行为，是某种依赖于阅读而又部分地区别于它的东西。”[5](p.31) 至于神话，则较之文学更为优先。弗莱认为神话相对于文化，至少在这样两重意义上是优先的，其一是，神话是作为文化展现的最早产品；其二在于神话指向人类的基本关怀。涉及神话、文学与文化的关系，Imre Salusinszky对弗莱做过如下总结，他说： “自从《批评的剖析》之后，弗莱的著作在三个方向上推进。首先他将在布莱克身上发现的，在《剖析》中系统化的神话批评技术广泛应用到各种各样的其他诗人，出版了详细研究莎士比亚、叶芝、T.S.艾略特、沃伦斯·斯蒂文森以及其他人的著作。第二，他将他的理念延伸到一个自由—人文主义者的社会分析，推动了作为理解整个文化或文明形态的关键的神话与文学的研究。……第三，最近，弗莱一直在重新研读《圣经》，将它看作卓越的“百科全书”或者西方想象的神话的仓库。”[5](p.29) 文学是文化的核心，神话是文化的根本，三者连成一体，共同组成了一个民族的文化话语系统。这个话语系统的最初建构来自神话。列维·斯特劳斯在《生食与熟食》序言中说：“一个民族神话的总体性是一种话语系统。只要这个民族在物质构成和道德上没有灭绝，这种总体性是永远不会封闭的。”[6](p.143) 弗莱的神话、文学与文化的一体化，主要源自他的总体化的文化观，反过来说，弗莱的文化的整体性，又源自神话的稳定性。文化在弗莱这里是一个包罗万象的概念，而神话是文化总体本身的至高无上之物。因为，实际上，很难找到一种囊括一切的、可以以它自身的方式把握所有精神方面的包揽无余的综合概念，而神话由于它的原初性与弥漫性，以及它的模糊所形成的强烈的意象功能，使它能担负起这种综合的职能。神话的意象功能与宗教的意象及其神秘具有相似性，神话在起源上，也与仪典、图腾等宗教敬拜有着密切的关系，再加上一些神话被保存在《圣经》这样的宗教典籍之中，所以，在弗莱这里，神话与文化，甚至包括文学批评都常常与宗教是相关联的。《圣经》成为了神话、文学与文化的最高原型与范本，它主要是作为神话原型文本被弗莱纳入他的神话、文学与文化为一体的文化共同体之中。文化共同体的形成，在于文化具有传承性，任何一个社会都是继承过去已有的文化传统，同时通过接纳新的时代而继续生存下去。其中两个相距遥远的精神空间，可以说代表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然而，由于出自同一个文化共同体，也就是说两种描述源自同一个传统，两者就会有着一种内在的密切联系，一种血亲关系。正因为如此，各种文化共同体的跨时空性，就有可能使它比生活共同体包括更加广泛的领域，同时形成一种自足的整体性。这种整体性的形成，在于文化的传承性，在叙述上，体现为两种描述之间的联结。文化的这种联结性思维的追踪，包含人们对自己文化和环境的追忆与反思，但又不是直接的，而往往以神话或寓言式的隐喻方式而存在，以重复的模式出现，这里面，存在一种复杂的简单性的东西，将文化连成一个整体，自然，它也蕴涵着文化过程的基本运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