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世纪末之今日回顾反思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历史的“事实本身”不仅可能而且必需。我以为迄今为止的二十世纪中国文论可以概括为彼此独立而又相互关联的三大叙述： 1.有关文学的“革命叙述”。 2.有关文学的“审美叙述”。 3.有关文学的“解构叙述”。 叙述1和叙述2是以直接对抗论争的样式展开自身的，叙述3 则放弃了这种对抗而别开一路。从时间上看，叙述1和叙述2的冲突大致始于世纪初而终止于80年代末。叙述3开始于80年代末， 迄今虽已音声稀微但未见终结。从性质上看，叙述1 主要受俄苏马列文论影响且暗合中国儒家诗教传统，叙述2主要受西欧自由美学影响且暗合中国的庄禅之学， 叙述3主要受西方解构理论影响且暗合中国的游戏主义。 1 将“革命”和“文学”联系起来思考，并对文学进行“革命表达”，至少可以追溯到梁启超。梁氏的两大口号分别为“诗界革命”和“小说界革命”，前者见于他的《夏威夷游记》，称“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后者见于《小说与群治之关系》，称“今日欲改良群治，必自小说界革命始”。 梁启超之关注诗与小说，且倡言要对其革命，目的十分明确，即出于“新民”之需。 在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失败后，梁启超认为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蚩蚩之氓”的“蒙昧”，因此，政治变革的前提是“新民”，即“开发民智民德”。而在儒家“诗教”、“乐教”和洋人政治变革成功的经验中，他发现了诗与小说的启蒙教化功能，不过，他以为当今之“诗、词、曲三者皆成为陈设古玩”，而“小说”也只是些供人消遣的“闲书”，因此，只有先行对诗与小说进行“革命”，才能使之担当启蒙教化之重任。 十分显然，在梁启超对诗与文学的思考和表达中确立了一种思维范式，那就是从社会政治革命的角度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又从思想文化革命的角度思考文学艺术革命。这里的逻辑是：文学艺术的革命是为了思想文化革命，思想文化革命是为了社会政治革命。社会政治革命作为终极目标规定着思考思想文化革命和文学艺术革命的基本视域和话语样式。简言之，这三位一体的“革命”规定着有关“文学”的思考与叙述。 “五四”以后，从“文学革命”的表达式到“革命文学”的表达式之转换正是上述逻辑的具体展开。事实上，“文学革命”只是一种初始的、未完成的表达式，因为它将一种隐含的“目的”掩盖着，而且这一目的至少在话语表面是不曾确指的，这种含混性使“文学革命”在“革命”之后完全有可能成为一种“自由文学”。事实上，一些参与“文学革命”的自由知识分子就想这样干。正是为了明确杜绝这种可能，而将“文学革命”的目标引向（社会政治的）“革命”，革命知识分子才将“文学革命”这一结构颠倒过来成了“革命文学”。 这一颠倒看似不经意，实则意义重大，因为“革命文学”这一口号在话语形态和结构上都更直接地显明了革命者思考文学的立场，同时更准确地表达了“革命”对“文学”的限制。 “革命文学”的完整结构是“革命的文学”。“革命的文学”既可以是“偏正结构”，又可以是“所属结构”和“目的结构”。这种关系在一种英文结构中可以更清楚地见出，此结构可写作“The Literature of Revolution”。在此“of”所连结的前后语词间的关系可以是“性质限定性关系”，也可以是“所属限定性关系”和“目的限定性关系”。作为“性质限定性关系”的“偏正结构”，“文学”（Literature）是中心词，“革命的”（of Revolution）是附加的修饰词， 就此而言，“革命文学”论的确是在谈论一种具有革命性质的“文学”理论。而作为“所属限定性关系”的“所属结构”，“革命的”（of Revolution）反而成为事实上的主体和“文学”（literature）的拥有者， 文学 成了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此外，作为“目的限定性关系”的“目的结构”，“of”后面的“革命”（Revolation）则是“文学”的目的。就此而言，“革命文学”与其说在谈“文学”，不如说在谈“革命”，或者说在谈一种被命名为文学方式的“革命”理论。 难怪苏汶笑书呆子胡秋原与左翼文坛争什么有关“文学”之短长，因为对方的真意根本不是谈“文学”而是谈“革命”。苏汶之说有一定的道理，但也不尽然，因为在上述“偏正结构”中，左翼文坛也是着眼于文学的，更何况他们还真诚地相信文学和革命是一回事。当年周扬就如此说道：“革命不但不妨碍文学，而且提高了文学。只有革命的阶级才能推进今后的世界的文学，把文学提高到空前的水准”〔1〕。 更为重要的是，“革命文学”论者认为只有“革命文学”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因为，“你假使是一个前进的战士，你就一定要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百分之百地发挥阶级性、党派性，这样，你不但会接近真理，而且只有你才是真理的唯一的具现者”〔2〕。 “革命的文学”才是“真理的文学”，“具有最高价值的文学”，因此，唯有“革命的文学”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 就此而言，“革命的”对“文学”的限制乃是文学真理性、正义性，至善性乃至艺术性的最终保证。事实上，五四以来的左翼文论之全部努力都在论证将“革命的”加在“文学”前面的合理合法性。因此，唯有“革命的文学”乃是左翼文论的“元叙述”。依此延伸而出的叙述有“进步的文学”、“无产阶级的文学”、“劳苦大众的文学”、“人民的文学”、“社会主义的文学”、“工农兵的文学”以及“革命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等等。与之对应的叙述有“反动的文学”、“落后的文学”、“资产阶级的文学”、“封资修的文学”以及“反动的浪漫主义”、“消极的浪漫主义”等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