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4年，谢天振教授在《中国比较文学的最新走向》一文中总结、评述了90年代以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的发展状况，并在分析我国比较文学研究现状的基础上，从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跨学科研究、翻译研究等十个方面对国内比较文学的发展趋势作了预测。正如他所预期的，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研究在以上十个方面，特别是在比较诗学、中外文学关系、翻译研究方面，呈现出逐渐深化的学术研究态势，取得了令人欣喜的学术成果。 如果说90年代初，我国比较文学界的理论热点问题是对“移中就西”、“X+Y模式”等现象的批评以及对比较文学定义的争论，那么近几年的理论热点无疑是关于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关系问题的争论。比较文学面临着又一次“危机”。而这次危机对比较文学学科的震撼超过历次。正如刘象愚教授所说：“如果说70年代以前关于比较文学的论争仍在文学的范围内进行的话，那么当代比较文学的论争已经离开了文学的领域，争论的要点已经不是在文学的范围内比较文学如何进行的问题，而是比较文学究竟是一种文学研究还是文化研究的问题。”[1]加拿大学者多多西也指出：“过去，文学研究中重要的问题不是研究‘什么’，而是‘怎样’研究，从而使比较文学成为一个切实可行的途径，因为它解决了这个‘怎样’的问题。而今，情形变得更糟，整个人文科学及其内部的文学研究处在攻击和压力之下，因此，不仅是‘怎样’研究成了问题，就连研究‘什么’也成了问题。”[2] 进入90年代以来，比较文学向文化研究转移的趋势日益明显，国际、国内比较文学界“文化热”持续升温。从国际方面来说，1993年，美国比协会长伯恩海姆以“世纪转折时期的比较文学”为题，发表了有关比较文学学科现状与发展的报告，提出，比较文学应该向文化研究方向发展。第14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即以“多元文化与多语种社会中的文学”为大会主题，第15届国际比较文学大会的主题也定为“作为文化记忆的文学”。国内在1995、1996两年间分别在北京、大连、南京相继召开了3次有关文学与文化问题的国际研讨会。1996年8月召开的中国比较文学学会第5届年会暨国际学术讨论会主题即为“文学与文化对话的‘距离’”。一些省级比较文学研讨会也无一例外地都与文化有关。这一切都“进一步表明，中国比较文学界也已经加入了国际比较文学界从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发展的潮流之中”。[3] 比较文化研究或文化研究，是对比较文学研究的深化还是对文学研究本质特征的消解？如何看待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的关系？我国的比较文学研究今后将如何发展？比较文学有没有自己的学科理论，要不要建构，又如何建构？等等，这些问题成为近几年来我国比较文学界的热门话题，学者们纷纷撰文发表自己的看法和见解。《中国比较文学》、《中外文化与文论》、《社会科学战线》等刊物，或召开学术座谈会，或组织笔谈，对比较文学界的理论热点问题作“焦点访谈”。 西方长达一百多年的比较文学研究，从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到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再到“文艺理论研究”，基本上是在由二希文化为源头的单一文化体系内进行的，跨文化问题，“在早期的以欧美为核心的比较文学里是不甚注意的”，[4]并且“对把文学现象的研究扩大到两个不同文明之间仍持怀疑态度”。[5]随着多元文化时代的来临，西方比较文学界对比较文学研究的跨文化问题表现出的困惑、产生的争议似乎是一种必然现象。而我国从80年代兴盛的比较文学研究，是从梳理中外文学关系开始的，比较研究的对象是不同文化体系内的文学文本和现象。所以，“跨文化研究”，有学者总结为“是比较文学中国学派的基本理论特征”。[6]在比较文学领域内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或者说在文化层面上进行比较文学研究，对此，我国比较学者几乎都持肯定态度。他们认为，“比较文学向比较文化转向本来就是由比较文学这门学科独特的跨学科、跨文化的性质所决定的必然发展趋势。”因为“有些文学现象也只有在文化这一更为广阔的领域内才能得到更为深刻、更为全面的阐述”，[7]这样就可以防止为学界所诟病的肤浅的文学比附现象。而“文化的探源比较，在一定程度上可以避免由于不同文化模式而产生的文学上的许多误解、隔膜和歪曲，”[8]“跨文化研究”，“既顺应了国际比较文学发展的基本趋势，又深化和推进了比较文学研究，促进了学科理论的发展，”[9]并且“对不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理论的研究最容易把比较学者凝聚在一起并进行有效的对话”。[10] 可以看出，我国比较学者在对进行比较文化研究意义的看法上，观点基本一致。但由此点出发，由于学术关注点的不同，也产生了两种不同意见，具体反映在以下三个问题上。 一、比较文学研究是以文学为核心还是以文化研究为核心？ 要深化比较文学研究，就必须在比较文化层面上进行。文化比较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前提，而文化研究又是个极为艰深的课题，面临着如何沟通，如何理解传统文化，用什么样的传统文化去与世界交流，如何对待文化差异和文化误读从而寻找到文化对话中介等问题。这是近年来乐黛云教授非常关注的问题。她连续发表了有关这方面的文章，如《文化差异与文化误读》、《文化相对主义与“和而不同”原则》、《比较文学的国际性和民族性》等。她指出：“以跨文化研究为核心的比较文学将以极其丰富的文学文本为不同文化的研究提供大量材料，因而成为文化研究的重要途径；对不同文化的深入研究又必然为比较文学研究开创新的层面，”[11]并且通过跨文化交流，“从多种文化的文学文本来探讨某些人类共同存在的问题和共同现象，从不同角度来解决人类在文学方面遇到的问题，在各民族诗学交流、接近、论辩和汇通的过程中，无疑将熔铸出一批新概念、新范畴和新命题。这些新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不仅将在东西比照、古今贯通的基础上，使诗学进入世界性和现代性的阶段，而且也会进一步显示各民族诗学的真价值，真精神。”[12]她认为，以东西文化的互补、互识、互用为原则的双向交流，可以构成后殖民时代比较文学的基础。[13]乐先生并不否认比较文学的文学研究性质，她指出，比较文学“首先是文学研究，同时又必须是跨文化或跨学科的文学研究”。但将学术眼光集中在文化研究上，将文学文本作为研究不同文化的材料，有学者指出这将会导致“文学本体的失落”。[14]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