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YPOLOGICAL STUDY:ORIENTATION AND BACKGROUND by Zhou Qichao The purpose of typological study is,by transcending theconfines of time/space,languages and cultures,to seek thecommon law of poetics shared by national literatures.As atheoretical category,it has been extensively propagated andused in practice by the Russian(Soviet)School.It providesvaluable insights for Chinese comparatists who are concernedabout comparability in literary research and devoted to theconstruction of the discipline in China. 诚如“比较”在比较文学这门学科中拥有其独特的内涵，“类型学”作为比较文学的一个范畴，一种视界，一块园地，乃具有其独特的定位。“类型学”的“类型”，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题材类型、主题类型、人物形象类型、故事情节类型、体裁栏式类型、作品结构类型，“类型学”的“类型”，指的是时空不一的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类似、遥契、相近、相合，指的是世界文学进程中那些彼此之间并无直接历史接触、或这种接触并未构成主要动因的不同民族、不同国度、不同文化圈里，于不同时代以不同的文学语言从事文学创作而产生的文学现象，基于艺术意识、艺术思维、艺术品质上的相通所呈现出来共通的诗学特征。这些共通的诗学特征，是文学的历史进程中客观存在的，在美学上是富有价值的，在诗学上是内在地联系着而构成了一定的体系。 构成这种“类型”的文学现象，可以是若干个作家的创作（如在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两大流脉之间的“中间地带”耕耘的俄罗斯作家安德列耶夫、瑞典作家斯特林堡与意大利作家皮兰德娄）；也可以是若干个民族的文学（如在“东方”与“西方”两大阵营的夹缝中生存着的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诸国所构成的“中欧文学”）；还可以是若干个文学时代（如处于历史转折文化转型文学突变状态的中“魏晋时代”的中国文学，“浪漫派时代”的德国文学，“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学）；甚至可以是若干个文学品种（如包括“放逐”、“流亡”、“旅外”诸多形态但典型地体现着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与“互文”，“对位”与“共生”的“侨民文学”，譬如法国大革命之后的“法兰西侨民文学”，俄国十月革命之后的“俄苏侨民文学”）。 “类型学”比较研究的目标，就在于突破时间、地域、语言、文化的界限，去寻觅客观存在着的各民族文学所内在地相通的“诗心”与“文心”，去发现那些“隐于针锋粟颗，放而成山河大地”的重要诗学“通律”。 相对于比较文学研究领域中的传统项目——注重“影响”、“渊源”等“事实联系”之类的研究，“类型学”比较这一块园地上的开发较少，积累单薄。但是，自50年代末以降，伴随着当代比较文学界对本学科理论建设的深化，诸如“美国学派”针对“法国学派”的挑战，“苏联学派”针对“美国学派”的质疑，不同国度不同地区不同文化圈里的比较学者对“类型学”研究表现出越来越浓厚的兴趣。在美国比较学者的理论视野中，虽然还看不出一种鲜明的、自觉的“类型学”思想，但他们已然从对“影响研究”的挑战中，从“平行研究”的提出中，把比较观照的落点转移到“无影响关系”或“重点不在于影响考证”之另一类的文学关系上。一种自发的“类型学”比较视界在那里已依稀可见。诚然，从“影响研究”的局限性中走出来，开拓比较观照的新视界，并非“美国学派”的专利。即使在一向重视“影响研究”且建树丰厚的法国比较学者那里，也可以看出面向“类型学”比较视角的“开放意识”；在德国，从M·霍甫特、W·舍勒尔、W·威茨，到霍斯特·吕迪格、埃尔温·科本，不少比较学者均不满足于寻觅题材的流变及影响的轨迹这类甚为流行的研究方法，而偏爱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时代”、具有“世界性”的“文学潮流”、具有“世界性”的作家创作之“类似和差异”，力求通过类似现象之间互相比较去揭示出文学现象的各自特性及其本质规律，使比较文学拥有一定的理论品格。从某种意义上，德国比较学者对“类型学”思想之一向推重，堪称一种理论的自觉。 然而，对“类型学”这一视角不仅拥有理论自觉，而且在其实际运用中也是最有成就的，当推总在执着地推进着“历史诗学”研究的俄苏比较文学界。比较文学中的“类型学”思想，在“俄苏学派”的实践中得到了大力的贯彻。作为一种理论范畴，也受到了一贯的推重；作为一块操作园地，得到了执著的培育。 亚历山大·维谢洛夫斯基的开创的旨在研究诸种诗学手段、方式与形态之历史演变规律的“历史诗学”，维氏在这一领域所推重的“类型学”视界，他对诸种文学现象在诗学品格上的“历史一类型学相似”的寻觅，作为一种带有方法论意义的价值取向，对后来的苏联比较学者的学术探索，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维·日尔蒙斯基、尼·康拉德、米·阿列克谢耶夫、米·赫拉普钦科诸院士，以及维·普洛普、米·巴赫金、叶·梅列津斯基、尤·洛特曼等著名学者的著述中，均可看出对维氏所确立的方法论的承传。拥有鲜明的俄罗斯特色的“历史诗学”，经历了其“经典形态”与“当代形态”的历史演化，但“类型学”的思想血脉一直在不断地搏动，呈现出勃勃生机。即使在严肃的学术研究难以为继，尤其是“比较文学”被目为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而被列为学术禁区的那个“非常时期”，维·普洛普在其《童话形态学》（1928年）、《童话的历史根基》（1946年）中，运用了维谢洛夫斯基所预示的“类型学”比较方法，部分地完成了“历史诗学”的奠基人当年所要构建的“童话形态学”的设想；米·巴赫舍在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诗学》（1929年）一书中，在他那部在40年代里以学位论文的形式完成的、但直到1965年才得以面世的著作《弗朗斯·拉伯雷的创作与中世纪及文艺复兴的民间文化》中，把历史上十分遥远的、外表上看来似乎毫不相干的文学现象（诸如16世纪文学中的怪诞形象与不同时代的“狂欢文化”、笑文化）加以比较，把“怪诞”、“狂欢”、“笑”作为诗学类型来加以考察，显示出“类型学”视界的活力。这种由“类型学”思想所孕育的跨时代跨民族跨语言跨学科而专注于分子水平上的诗学范畴、诗学类型的研究，由叶·梅列津斯基在其一系列代表着“历史诗学”之“当代形态”最出色成就的著作中，得到了生动的展示。从《童话主人公·形象的产生》（1958年）、《英雄史诗的产生》（1963年），到《神话诗学》（1976年）、《故事体小说诗学》（1990年），叶·梅列津斯基几十年孜孜不倦，潜心于较大的历史时空与文化时空中，运用“类型学”视界，对某一诗学类型展开历史的与美学的双重检视，揭示出童话故事、英雄史诗、小说、神话之各自独具的诗学品格。近20年来，在“历史诗学”领域里涌现出一群卓有建树的学者，他们或专攻西欧的诗学理论，如亚·米哈依洛夫，或倾心于印度古典诗学理论，如帕·格林采尔，或主攻古希腊罗马诗学理论，如米·加斯帕罗夫，或醉心于希腊化时代拜占庭时期的诗学理论，如谢·阿韦林采夫，他们与饮誉世界的结构—符号学家尤里·洛特曼、被几度发现但却“难以定位”的米·巴赫金、独树一帜、自创一派的叶·梅列津斯基一同构成“历史诗学”之“当代形态”，也为“类型学”比较研究这一块园地的培育，作出了各自独特的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