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体间性（Intersubjectivity）是20世纪西方哲学中凸现的一个范畴，依其上下文关系可译为或理解为主体之间性、主观际性、主体（观）通性、共（多）主体性、主体间本位等。它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 主体间性是建构文学交流理论的核心范畴，它是与主体性相对应的重要概念。以语言的存在方式进入交流而建构起来的主体间性代表着共主体性与互主体性，它展示的是一种“主体—主体”结构。交流，其实就是互为主体的主体之间所进行的相互作用、相互对话、相互沟通和相互理解，这是人的基本存在方式。它清楚地昭示了人根本区别于动物的社会性。 以主体间性为基本结构的交往活动同以主客体关系为基本结构的物质生产活动对人的存在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生活资料的生产是人同动物开始区别开来的标志，“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①a]。实际上，人与自然客体之间的交互作用和人与人之间的交往是具有同等重要地位的元命题，二者并不彼此分离，彼此无涉。在人的存在领域，自然客体是构成人与人交往的重要中介之一，也就是说，人常常通过占有或加工手边的物而与他人发生关联；同时，进入人的实践领域的物也以人与人之间的交流为中介，重构彼此间的相互关系，生成为人化自然。 从历史发展趋势来看，交流在未来人类生活中将占据越来越重要的地位。在当代文学理论与批评中，交流也日益显示出其重要性。因此，主体间性的出场便成为一种历史提出的要求。 西方当代主体性的“黄昏”与主体间性的出场 笛卡儿以来，以个体主义人道主义为旗帜的西方哲学使主体性得到了高度张扬。这种对主体性的强调，是要找到一种毋庸置疑的出发点，从而寻找一种更为“客观”的知识。易言之，它关注的中心只是主体如何认识客体的问题。本世纪以来，人们逐渐发现，人类当代生活中的大量弊病直接或间接地导源于人类中心主义和主观主义的极度扩张。有些论者甚至认为这种病症已病入膏盲，致使“人的死亡”或“终结”已迫在眉睫。当代美国学者弗莱德·R·多尔迈则断言今日主体性已近“黄昏”时分：“在我看来，主体性观念已在丧失着它的力量，这既是由于我们时代的具体经验所致，也是因为一些先进哲学家们的探究所致。”[②a]福科与德里达将人类中心论看成是已经消亡的神话，福科指出“人将消失，尼采思想所宣布的不是上帝的死，而是随着这种死而到来的、与这种死有着深刻关系的凶手的末日，是人的面容在微笑中的爆炸，也是假面的复原；是人觉得自己沿袭已久，并且从事物的存在中感觉到它的存在的那条深远的时间之流的消失；这是同一回归与人的绝对散失的同一。”[①b]他的矛头所向是近代思想中的人类中心论支柱。在他之后，德里达也表达了相似的观点。他认为，人的终结这一表述有两层不同的意思，或指称终结的两个不同方面：即最终目的及其实现的方面，以及人的必死性和有限的方面。在西方思想中，“人是两种终结的统一体：即人的必死性和人的完满或实现的统一体”[②b]。但传统形而上学却厚此薄彼，将必死性看成是作为最终目的的人的附属品。 福科与德里达的论述显然有些危言耸听，但他们的论述指出了西方思潮中的一股强大的潜流：对传统的人性和人类中心宇宙观的深刻不满与疏远。他们并不赞成已经提出的种种解毒药方或对近代主观性与个体主义的取代，而是主张注意中心的彻底转移；以使之摆脱或偏离原来的中心位置，以适应当代结构主义和系统论的非主体主张。 与主体性的黄昏相应，20世纪以来，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类逐渐培养起一种自我批评性，面对科学技术革命以及随之而来的信息传播和交流手段的发展，人们力图理解和解决威胁整个世界与人类的种种危机，纠正物质生产片面发展对人际交流的损害和“主客”关系对“主体间结构”的消解。当代对科学主义霸权的批判与人文主义思潮的一再张扬所体现的人类的这种种努力，都使对话和交往成为当今世界的中心话题。在这种背景下，哲学家们开始关注更具本质性，也更难以解答的问题，即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另一主体相互交流、相互作用的。由此，主体之间的关系问题便理所当然地进入了当代哲学的视野。美国学者穆尼埃说，“古典哲学常常令人奇怪地对这个问题置之不理”，“如果你数一下古典哲学研究的主要问题，你会看到这些问题：认识、外在世界、自我、灵魂与肉体、心灵、上帝和来世。在古典哲学中，与他人的关系所产生的问题从未获得与其他问题同等的主要地位”[③b]。这样，在哲学发展的链条上，主体间性的出场便具有了一种历史赋予的合理性和必然性。 从普遍的本体论意义上研究主体间性的主要是现象学和解释学。胡塞尔现象学方法的要旨是通过所谓“现象学还原”，对认识本身进行批判性思考，以回溯一个绝对确定的阿基米德点：“纯粹的先验自我”。这种唯我论在其体系内部有着严重的困难：先验反思要求消除任何其他东西的预见性，但认识要达到真实和客观有效，就必须是普遍的、无限的，它要求在任何具有理性基础的主体那里得到保障；而且，先验主体不得不把自己看作是包含在世界中，而这个世界是一个主观际的共同世界；其他具备全部个性的主体如何既能够在“我”的意识中构成又实实在在地有别于“我”。胡塞尔晚年困扰于这一矛盾之中。他只是原则性地提出了自我和他人的“立场之可相互交换性”，以及“主体间本位”。他指出：“无论如何，在我之内，在我的被先验还原了的纯意识生命的限度之内，我把世界（包括他人）——按其经验意义，不是作为（例如）我私人的综合组成，而是作为不只是我个人的，作为实际上每个人都存在的、其客体对每个人都可理解的、一个主体间本位世界去加以经验。”[④b]先验现象学很难解决这一问题，它也只能存在于这种主体间的历史框架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