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研究的诸多学科中，“研究的研究”式的学术评议工作，过去虽然也有人涉及过，一直显得相当冷落，直到近20年里，才开始活跃起来——最初表现为70年代末期的“拨乱反正”中对“十七年”与“文革”时期研究工作的反思：旨在总结其中的经验教训，着重剖析了50年代中期以来左倾思潮的谬误与危害，具有强烈的政治色彩与批判性；为文学研究界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走上健康发展的道路，起到了积极作用。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探讨、思考的深入，有志于此者多了起来，注意的重点普遍地趋向学术课题本身，成果的学术内涵也相应地得到显著的强化。《文学遗产》、《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江海学刊》等刊物，都曾先后开辟“文学史观”、“文学史学”、“文学史学史”专栏，展开讨论。学术界多次举行以此为中心议题的研讨会，部分高等学校还陆续开设了相关的课程。以上种种表明学术评议正迅速发展成为文学学科一个自成体系的分支；其中尤以学科史、学术史的编写工作，成绩最为喜人。 联系学科建设的这一趋势，黄修己的《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年）作为一部文学学科史、学术史，值得格外重视。不仅因为它是作者长期积累、多年独立的系统研究的成果，内容厚实，见解精彩，为20年代初以来的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写工作作了全面深入的回顾总结，是一部不可多得的学术著作；而且在于它的突出成就与不足之处，从不同的侧面为编写学术史提供了一些重要的经验，进而触发了我们对于编写原则的进一步思考。后一个方面，可能更具有值得借鉴的学术价值。本文就是本着这样的认识撰写的，虽然所谈的大多是这部著作，目的却是以此为例，探讨学术史的编写原则。 一 编写《编纂史》的过程中，黄修己多次陈述过自己的修史原则（注：如在《文学史的史学品格》（载《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从刊》1993年第1期）、《回顾与拓展： 对新文学研究历史的思考》（载《文学评论》1993年第1期）等文中作了专门探讨；《编纂史》也设有专章论述； 此外，在1990年杭州、1992年开封的现代文学研究会的讨论会上，他都作了这方面的专题发言。）：明确阐释了“历史研究的第一步，就是把历史事实弄清楚，史实是历史研究的第一要素；所以，详实是评价历史著作的第一标准”，并把这称为“史著必备的品格”（注：《文学史的史学品格》。）；与此相呼应的，强调“不要用推理的方法，而要坚持实证的方法”（注：《中国新文学史编纂史》，第500页。 下文出自本书的引文与例证，不再一一注明。）。本书严格按照这样的观念与方法编写，鲜明地体现出尊重历史客体、注重实证的学术品格与治学特色。 《编纂史》给人的第一个强烈印象，确实是材料的丰富与叙述的详尽。全书细致地评介了五六十部文学史，还对三四十种文学史分别作了具体清晰的勾勒。根据书末所附的《中国新文学史著作编目》统计，从1922年胡适撰写《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到1993《编纂史》定稿的七十余年间，先后出版的现代文学史共计一百六十余部。本书对于其中半数以上的成果，逐一作了切实的述评。为此，作者对各个时期、各种类型的文学史，作了全面系统的扫描。他尽可能完备地介绍了新中国成立前编写的文学史；除了一般的综合性的文学通史，还注意收录按照文学体裁、历史阶段、地区等分别编写的各种专史；连同少数民族文学史、翻译文学史以及台湾、香港地区学者编写的文学史等，注意从不同的侧面显示文学史编写工作的多种成就和整体面貌。本书还设立“‘附骥式’的新文学史”专节，评述二三十年代现代文学研究成为独立学科之前，一些中国文学通史或者近代文学史在末尾附带地介绍“五四”新文学的那些章节。同样的，他没有放过像伍启元的《新中国文化运动概观》那样的，并非专门的文学史却又具体写到这方面内容的著作，也没有忽略像张庚的《中国话剧运动史初稿》与谢冕、孙绍振等人的《新诗发展概观》那样的，曾在刊物上发表过，却或者未能终篇，或者没有正式出版的文学史，将它们一一记入史册。在史料的搜集与利用方面，可以说达到了“竭泽而渔”的地步。 扎实的实证工作，与内容丰富、叙述详尽的特点，还突出地表现在尽可能从不同的方面搜罗例证，遇到重大而又有分歧意见的问题时，更是不惜篇幅引用材料、例子，作出反复的论证。例如在阐释“新文学史编纂与政治”这个长期困扰着人们的问题时，除了理论上多有探讨，注意介绍革命作家肯定文学与政治的关系的论点外，还例举了一些亲国民党势力的人士如胡秋原、王静芝、周锦等的有关论述——他们不赞成现代文学与革命政治的密切关系；但都痛感现代文学运动为共产党“篡夺”了的事实，认为国民党丧失了文艺阵地与其最后失去大陆直接有关。在谈到与此相关的、50年代以后编写的文学史习惯于以重大政治事件作为历史分期的主要标志时，作者又专门提到新中国成立前出版的任访秋的《中国现代文学史》（1944年），已经以1926年的“五卅”事件、1931年的“九一八”事变、1937年的“七七”事变作为文学历史分期的依据；指出这自然在于任著注意到了这些重大政治变动发生前后，文学面貌确实发生了鲜明变化。再进而介绍政治立场完全不同的台湾学者“在分期上竟然与大陆学者并无多大区别”，即同样以重大的政治事件作为主要依据。还引用他们的如下言论：“不管在那一个阶段，新文学总是与时局的变化和民族的福祸有很密切的关系，感时忧国的时代精神，贯穿了整个新文学史——这是异于外国现代文学的最大特色”（注：丁望：《〈文学史话〉序》（台北联合报社，1981年12月）。其中“感时忧国的精神……”的看法，在此前出版的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的前言中，也曾有过类似的表述。）。至此，《编纂史》才作出“看来要把政治逐出新文学史的领域，并非轻而易举，而且也不符合实事求是的精神”的结论。他不是依靠孤证或者同一类型的例子（即“一面之词”），更不是凭借想当然的简单推论，而是从不同的方面，包括相互对立着的方面寻找实例，共同作为立论的依据。用这样的“实证的方法”得出的论断自然具有更多的可信性和说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