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G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462X(2005)01-0173-05 后殖民批评是继后现代之后的一种批评思潮，美国学者德里克对它有较科学的概括：“1.对前殖民地社会的现实状况的一种描绘，在这种情况下，它有着具体明确的指称对象，如后殖民地社会、后殖民地知识分子等；2.一种对殖民主义时代以后的全球状况的描述，在这种情况下的用法比较抽象，缺乏具体的所指，与它企图取而代之的第三世界一样，意义模糊不清。3.用于描述一种关于上述状况的话语，这种话语的认识论和心理取向正是上述全球状态的产物。”[1]其中，第二种意义是我们所说的后殖民批评。西方学者介入后殖民批评的视角各异，其中，詹姆逊提出了第三世界批评，借此融入了后殖民批评的大合唱，在包括中国在内的批评界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鉴于它在中国学术界的影响，有必要梳理其得失。 在《处于跨国资本主义时代中的第三世界文学》中，詹姆逊集中阐述了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观。在这篇论文中，根据自己对世界的划分，詹姆逊解读了鲁迅等第三世界的文学文本，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学所受的压迫和对第一世界的反抗，并提出了对第三世界文学的基本看法：“第三世界的本文，甚至那些看起来好像是关于个人和利比多趋力的本文，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育。”[2](P235)他还认为，第三世界文学（文化）不但能够为第一世界提供准确的定位，而且还有助于克服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困境，弥合第一世界主体的精神分裂，以促进第一世界文学（文化）的发展。 第三世界文学（文化）批评的意义 首先应该肯定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的态度。詹姆逊是运用黑格尔的“主奴关系”理论来看待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关系的。“主奴关系”理论讲的是，假定有力量不相上下的两方为争取对方的承认展开了斗争，其中一方不惜舍命力争，而另一方还顾虑到自己的生命和既得利益，矛盾可能这样解决：一方被打死，另一方成为奴隶主。但更大的可能将是双方都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企图保存生命的一方，甘愿承认自己的失败，得以苛且偷生；得到对方承认的一方成了奴隶主，以主人的权力迫使对方为自己服务。但与此同时，他们的地位却发生了辩证的逆转：奴隶主成为主人，是真正的人，但奴隶主获得的“承认”一经达到就不复存在了，因为得不到真正的满足。继而发生了第二次逆转：奴隶被迫为主人劳动，在劳动过程中，奴隶对现实和自己的反抗有真切的感受，可能萌生唯物主义意识。奴隶主的地位却使自己耽于幻想，陷入了理想主义，不能真正地认识和把握现实与自己的处境。借用“主奴关系”理论，詹姆逊形象地表达了第一世界文学与第三世界文学之间的对抗性，肯定了第三世界文本表达人们愿望的民族寓言的功能。从这个角度出发，詹姆逊认为美国正处于类似于奴隶主的地位，自己并不能认识和把握现实的真实情况。在文化方面，由于根植于心理主义和个人主义的传统，西方文化不习惯于接触现实和集体。由于处于弱势地位，第三世界能够更真实地体验到自己的处境，这样，第三世界文化中的寓言性质便为西方文化在了解现实的真实情况和提供自己准确定位方面提供了极具启发性的借鉴。其次，从行文中间，我们不难看到詹姆逊对第三世界文化受压迫处境的同情、对帝国主义文化罪行的控诉和对反抗资本主义扩张的诉求。 詹姆逊力图克服西方中心主义的偏见，以较为客观、公正的态度来看待第三世界的文化（文学）实践活动和帝国主义对第三世界的压迫（特别是文化压迫），在此基础上，充分地肯定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的意义和价值。詹姆逊能放弃自己的优越感，尽量做到客观、公正，并努力挖掘第三世界文化（文学）潜在的价值和意义，对于一个美国学者而言，应当说是难能可贵的！ 詹姆逊的第三世界文学（文化）理论对发展第三世界文化无疑有重要的启发。 詹姆逊从自己独特的角度出发，揭示了第三世界文学文本具有的民族寓言的特性。事实上，自《狂人日记》、《阿Q正传》诞生以后，其评论汗牛充栋，但从民族寓言的角度对其进行解读的还不太多。这种解读有助于揭示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文学所表现出的殖民性，以及弱肉强食格局下受压迫民族的焦虑心态。他从经济和文化诸层面揭露了帝国主义的压迫对第三世界（特别是文化方面）造成的恶果，而这正是以现代化的名义进行的：“所有第三世界的文化都不能被看作是人类学所称的独立和自主的文化。相反，这些文化在许多显著的地方处于同第一世界文化帝国主义进行的生死搏斗之中——这种文化搏斗的本身反映了这些地区的经济受到资本的不同阶级或有时被委婉称为现代化的渗透。”[2](P234)而且第一世界的文化还有意、无意地歪曲了第三世界的形象。应该说，这个判断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近代以后，随着殖民化、半殖民化程度的不断加剧，在政治、经济相继失去独立的情况下，中国的文化也失去了独立性，被迫依附于强势文化，这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文化的发展。另一方面，中国的文学（文化）又较多地反映了处于弱势的民族国家在世界格局中遭受的压迫及其焦虑心态，以及在追求现代化过程中文学对引导人民反抗压迫、鼓舞民心、启蒙民众等作用的强调。从这种意义上讲，第三世界的文学（文化）都或潜在、或明显地表现了人们的反抗及其愿望。应当说，这个判断适合于相当多的第三世界文学文本，也确实揭示了许多作品内容方面的反抗特征。 实际上，詹姆逊是在其总体化思想指导下运用第三世界文学概念的，“对第三世界文化的研究必须包括从外部对我们自己的（指第一世界）重新进行评估（也许我们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我们是世界资本主义总体制度里旧文化基础上强有力地工作势力的一部分”[3](P32)。他是在世界文化的总体格局中看待第三世界文化和晚期资本主义文化的，它们具有整体与局部、内部与外部、部分与部分之间的辩证关系，应当说这种思路对于打破“就事论事”（仅仅局限于第一世界或第三世界内的研究）的狭隘做法，倡导世界的眼光和比较的眼光也是有意义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