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在本性上，也正是一个政治动物。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 我们所感觉兴趣的“政治”，只是众人之事——国家的进步和民生的改善，而非一己的权势。同时，我们对于政治感兴趣的方式，只是公开的陈述和公开的批评，而非权谋式煽动。 ——储安平：《观察》 卷首语 1957年，中国有一大批文化人被“阳谋”诱入了“右派”的陷阱。这批人中，既有储安平、费孝通、陈企霞、肖乾这样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传人，更有王蒙、白桦、公刘、李国文、刘绍棠、陆文夫、邓友梅、从维熙、高晓声、流沙河……这样的社会主义文学青年。这样，当代思想史上便有了“57族”这么一个专有名词，它不仅永远铭刻在那一代人的记忆中，像一道永难愈合的伤痕，更注定要以某种特有的文化品格在当代思想史、文化史的演进中发挥影响深远的作用，像一座纪念碑。 因为有了他们，50年代才有过那么一小段思想活跃、文化繁荣的时光（当时“鸣放”中的许多观点都经受住了时间的磨洗，在70年代末的思想解放运动中再放光芒，基于这种认识，我觉得：57年的“鸣放”是79年“思想解放运动”的一次预演），因为有了他们，良知、热血、天真、理性才再一次与屈辱、苦难、牺牲、叛逆紧紧联系在了一起；也还是因为有了他们独特的文化品格与人生轨迹，才使我们从一个独特的角度洞悉了当代思想史风云变幻的壮观气象、人心玄奥难测的奇诡风景…… 政治情结 “57族”最突出的一个文化品格便是根深蒂固的政治情结。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政治占有很重要的地位。”①“修身齐家”这样的“私事”也与“治国平天下”的“大业”紧密相联。近代以来，在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坎坷历程中，政治斗争一直是焦点所在。“思想启蒙”常常落实到政治运动上；“教育救国”、“科学救国”、“实业救国”的呼声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上一直无法与“武装斗争”、“政治运动”的主题相抗衡，直至1979年以后，中国才渐渐走出“政治时代”，进入“经济时代”。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连丁文江那样的科学家也认定“政治是我们唯一的目的，改良政治是我们唯一的义务”。②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像储安平那样忠实于“自由思想”的文化人也终逃脱不了被政治击倒的厄运；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中，甚至连王蒙式的“少共热情”也成了“左派”怀疑与打击的对象。政治风波的险恶终于使吃尽苦头的人们猛醒了——“林彪事件”以后，“突出政治”的口号被废止；“文革”过后，实践成为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经济建设成为新时期的头号主题，与此同时，“文艺是阶级斗争的工具”、“政治标准第一”的说法也被时代抛弃。 但，记忆却难被时间的流水冲走。时代变了，“干预生活”的口号没变。而且由于苦难的洗礼，由于思想解放春雷的召唤，“干预生活”的口号也得到了升华——当王蒙在1979年宣布：“决不允许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重演”③时，当白桦在1979年指出：“中国现代封建主义比辛亥之前的封建主义还要厉害”④时，当公刘在1979年警告：“来之不易的一点公民权仍然存在着再度被剥夺的危险”⑤时，当年“干预生活”的热忱已升华为“反封建”的忧患意识了。这是历史的进步，也是历史的悲哀：“五四”过去了六十年，“反封建”的口号还未“与光明偕逝”。 难怪王蒙一边锐意求新、求变，写出了大量的“意识流”小说和“先锋小说”，一边频频回首，写下了针砭时弊的批判现实之作——从80年代初的《说客盈门》、《悠悠寸草心》、《风息浪止》到80年代后半期的《夏之波》、《要字8679号》——这些作品无疑是《组织部新来的年轻人》的继续，但忧患意识、悲凉氛围已明显浓郁了许多。1987年，正值文学多元化格局已定之际，王蒙还在《文学三元》一文中确认：“文学具有它的社会性、历史性、阶级性、政治性、新闻性。”⑥1988年，针对文学的失重现象，他又指出：“中国的现当代史是严肃的也是严峻的”。“重建理想！这是我们文艺家的神圣使命！”⑦——正是这样的立场使他与“新生代”的“先锋小说”作家们区别了开来。王蒙的人生境界之所以显得宽广、高远，显然与他既赋有使命感、又具先锋意识的气质有关。 白桦在新时期的创作也贯穿了“反封建”的激情。他的诗《阳光，谁也不能垄断！》、小说《啊，古老的航道！》、话剧《曙光》、诗剧《槐花曲》、历史剧《西楚霸王》……或针砭“国民劣根性”的痼疾，或反思“左祸”的教训，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尽管他的作品常给人主题直露的印象，但他无意改弦更张。1987年，他在《我们的自信》一文中指出：“文学在中国思想大潮的不断冲刺中一直是最美丽、最鲜明的浪花”。谈及外国汉学家关于“中国新时期文学有不少有价值的作品，但它们更多的只具有文献价值”的说法时，白桦直言：“这反映了一个历史的真实。这是中国作家长期以来所处的压抑环境造成的……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缺陷。”⑧直至1993年，面对思想界的困惑，白桦还坚持自己的主张，反对“与中国人心灵中的大悲欢相距甚远，甚至与最大多数中国人的思考若即若离”的种种文学主张。⑨ 美学家高尔泰也是思想家。他一直以火一般的激情鼓吹“美是自由的象征”，同时也坚信“一切真正的审美评论都无不包含着社会学的评论”，坚信“如果不联系我们经验到的人生，不联系当代最刺心的社会问题，不联系中国人民与极左势力进行的艰难困苦而又百折不挠的斗争中形成的价值观念，任何理论体系都无助于我们。”⑩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学观，他才写出了《愿将忧国泪，来演丽人行》那样为人传诵的评论力作。在那篇评论中，他关于祖国概念与政治概念不可同日而语的精辟分析闪烁着思想的光芒。而他的著作《论美》也是一部在学术界、思想界影响深远的人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