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构批评之批评观

作 者:

作者简介:
苏勇(1979—),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基础文艺理论与文学批评;赖大仁(1954—)男,江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方向为文艺基础理论与文学批评。(江西 南昌 330022)

原文出处:
江西社会科学

内容提要:

解构批评将文学研究引向修辞学、比喻认识论的领域。其关于文学批评的基本看法在以下几个层面呈现出别样的特色:就批评的目的而言,认为批评应该探寻文本的真相、文本及语言的修辞功能、语言的差异性以及互文性等;就批评的伦理来说,认为批评是内在于文学的,而某种程度上,文学也具有批评的属性;在批评的功能这个问题上,认为单义性或霸权化的批评是对文本实施的阉割或话语暴力,批评应该是对文本阅读之多重可能性的敞开,而就文学批评的核心要求——价值评判——而言,解构批评认为价值评判具有相对性,但这并不等于说解构批评否认价值标准。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0 年 08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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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1-0101-06

      解构批评(deconstructive Criticism)也即作为文学批评的解构,有时又被称作修辞分析(rhetorical analysis)、修辞阅读(rhetorical reading)、修辞批评(rhetorical critcism)、解构修辞学(deconstructive thetoric)等。这一批评形态反对历史的、社会学的以及心理分析学等的批评模式,将修辞分析引入文学研究的腹地。诚如米勒所言:“文学研究无疑应该终结那种想当然地指涉性研究,这样的一种(特指解构批评的)文学原则将正确地终止对作品进行专门的思想、主题以及各种各样的人类心理研究,而是(使文学研究)成为语言学、修辞学、比喻认识论的研究。”[1](P451)本文拟从批评的目的、批评的伦理以及批评的功能这三个方面,来解析解构批评的批评观。

      一、关于批评的目的

      解构批评的几位领军人物尽管在文学观念上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但是其批评旨趣却大相径庭。从批评的操作层面而言,解构论者关于解构的对象、侧重点明显不同;但在观念的层面上,也就是在关于批评的基本目的或基本任务的见识上,笔者发现这一批评形态还是有着比较一致的看法。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探寻文本真相

      解构批评认为:文学批评应该是一种施为性的创造活动,它追问的是文本说了什么,以及文本到底想说什么。一个文本之所以被视为是一个迷宫般的存在,就在于文本的修辞性与指涉性、比喻义与字面义之间所产生的张力与冲突,这使文本不再可能是某种单一意义的附着体,毋宁说变成了一个歧义丛生的混合物。诚如德曼所言:“修辞即为文本,因为它包含着两种不可兼容、彼此解构的视点,并因此给任何阅读和理解设置了不可逾越的障碍。”[2](P120)而批评或阅读总是需要在文本的指涉性和修辞性,比喻义和字面义之间做出决断,否则,阅读便不能够继续。米勒也指出:“阅读总是属于施为性质,而不是对信息的被动接受。”[3](P9)这种施为性的阅读就意味着文本某一层面的意义总是不可避免地遭到加强或压制。因而,文学批评就应该揭露这种文本运作的机制,从而打开文本所暗藏着的所有秘密。通过文本细读,推究那些常常被阅读和批评所忽略的细节来颠覆、翻转或打破先前被认可了的、权威化了的、习见的看法,米勒指出:“解构批评旨在抵制批评的笼统化和极权主义倾向。”[4](P132)在这种解构式的质疑中,文本得以解放,解构批评对“探寻文本真相”这一信念的执著追求,预示着真正的批评或阅读永远都是独一无二的,而每一次的阅读或批评永远都是文本的重新开启。

      (二)探寻文本的修辞功能与文学语言的别异性

      米勒在《作为寄主的批评家》一文中,重申了解构批评所倡导的一种科学的阅读观念,他指出:“解构主义就是探讨在借喻、概念和叙述相互交织的固有属性中究竟隐含着什么的批评”。[4](P102)由此可以看出,解构批评对作为一种修辞系统的文本的关注,而这个文本还是异质共生的;这与新批评所设想的有机统一的文本是背道而驰的。为此,解构批评对反讽、转义、错格等修辞格作为一种无法消除的文本特征投注了极大的热情。

      不难发现,米勒、布鲁姆、德曼等解构批评的代表人物都对雪莱去世前留下的诗作《生命的凯旋》进行过分析,包括对这首诗与雪莱所有诗作的关系探讨、诗歌中的某一意向与几乎所有使用过这一意向的其他诗人的诗作之比较以及这首诗作在语言上的独创性上的分析等。例如,德曼指出:出现在这首诗里的“叙事的声音”与文本所使用的辞格并不吻合,这使雪莱所一直尊崇的卢梭,在雪莱的这最后一个并且在许多人看来是微不足道的断篇残章中折射出颠覆性的力量,使卢梭成为雪莱一个意欲超越甚至不屑一顾的对象,使这首诗成为雪莱之前所有诗作的反讽性存在。

      此外,解构批评还特别关注语言的别异性,重视那些看似反常或怪异的语言,分析语言的独创性以及语言的“修辞伎俩”。希利斯·米勒指出:“所谓‘解构主义阅读’,照我看来,就是这样一种揭示语言的别异性为己任的阅读。”[5](P369)米勒举例指出,在阅读亨利·詹姆斯(Henry James)的小说《鸽翼》时,应该注意到这一或那一人物一共讲了多少次“oh”或者多少次“There you are”,进而探究这些怪异究竟意味着什么,“并结合着对整个作品的读解——但愿不是整体的或整体化的(声称能够取得对作品整体的把握将是一个错误)——说明这些怪异何以会出现,但最终之目的则是要在这些怪异的相互关联中尽可能地烛显出更多的该作品的特色。”[5](P369)德里达在马拉美的诗歌里发现了具有独创性的语言魅力,通过探究出现在马拉美诗作中的一个多义词“or”,进而指出马拉美已然不能够被法国的文学传统所规约,认为:“他已经与修辞仪范决裂,即与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以来、已被修辞传统自己所证明的缄默的经典和哲学再现相决裂。他的文本躲开了这种再现的控制,以实践证明了其不适宜性。”[6](P388)

      (三)探寻文本与文本之间的关系

      一般认为,互文性或者文本间性(intertextuality)这个概念是由法国批评家茱莉亚·克里斯蒂娃(Julia Kristeva)提出来的,她指出:“每句话或每个文本作为所有话或所有文本的一个交集,至少在一个其他的句子或文本中可以被读到。这样,任何文本都是作为一种引文的拼凑而被建构的,任何文本都吸收和转化了其它的文本。”[7](P127)解构论者看来,文本内部充满着裂隙和异质性,而且“作品和文本间的对话是永无止境的”。[8](P32)在此意义上,米勒断言:“文学研究就是互文性研究。”[9](P256)简单地说来,解构批评在探寻互文性时,侧重于以下几个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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