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9162（2010）02-0101-06 1978年，中国结束了癫狂荒诞的年代，步入新的历史时期。1979年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召开，对“四人帮”的“左”倾理论进行了清算。邓小平同志在大会祝词中说：“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而是根据文学艺术的特征和发展规律，帮助文艺工作者获得条件来不断繁荣文学艺术事业。……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文艺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样写，只能由文艺家在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1]在《目前形势和任务》的讲话中他又说：“我们坚持‘双百’方针和三不主义，不继续提文艺从属于政治这样的口号，因为这个口号容易成为对文艺横加干涉的理论依据，长期的实践证明它对文艺的发展利少害多。”[2](P3)邓小平同志的讲话掀开了中国文艺事业新的一页，新时期的文学批评就是在这样一个历史环境下重获新生的。 一、批判与反思：文学批评观念的回归 （一）人学观念的确立 1.人学观念的历史来源 文学是人学的观念源自高尔基。1928年，高尔基被选为苏联地方志学中央局成员，他在庆祝大会上解释自己毕生所从事的工作性质时说：“我毕生所从事的工作不是地方志学，而是人学”[3](P102)。后来他在《论文学》中谈到苏联文学应该越过以前“贵族文学”的窄狭地域，把视野扩大到过去专制制度所压迫的其他地域的人民生活时说：“我并不是要强迫文学担负地方志和人种学的任务，然而文学到底是要为认识生活这个事业服务的，它是时代的生活和情绪的历史。”高尔基还指出，“文学家的材料就是和文学家本人一样的人，他们具有同样的品质、打算、愿望、多变的趣味和情绪。”[4](P316)高尔基一生都在强调，文学应该始终弘扬人道主义精神，高唱人的赞歌，文学要塑造、赞美大写的人，要把普通人提高到大写的人的境界。这就是高尔基人学的基本含义。 由于受当时政治的影响，新中国无论在文学创作还是在文学批评领域都深受另一位苏联文艺理论家季摩菲耶夫的影响。他认为：“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5](P24)因此，当时的文艺理论批评界主要强调文学反映和认识外在现实的功能，而写人不过是为了写现实，以至于一些作品见物不见人，注重描写特定的生产过程、战斗场面，而在人的性格塑造上极少下工夫。 1957年钱谷融发表《论“文学是人学”》一文，以高尔基的“文学就是人学”为开篇之句，批驳当时流行的“人的描写是艺术家反映整体现实所使用的工具”的说法，认为“文学要达到教育人、改善人的目的，固然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就是要达到反映生活，揭示现实本质的目的，也必须从人出发，必须以人为注意的中心；说文学的目的在于揭示生活的本质，在于反映生活发展的规律，这种说法，恰恰是抽掉了文学的核心，取消了文学与其他社会科学的区别，因而也就必须要扼杀文学的生命。”[6](P140)而“高尔基把文学当作‘人学’就意味着，不仅要把人当作文学描写的中心，而且还要把怎样写人，怎样对待人作为评价作家和他的作品的标准。”[6](P170) 在这篇文章中，钱谷融还提出了“在文学领域，既然一切都决定于怎样描写人，怎样对待人。那么，作家对人的看法，作家的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精神，就是作家世界观中，起决定作用的部分了。”[6](P142)也就是说，在50年代那样一个“左”倾思想蔓延的环境中，他提出了我们今天在文学批评中所推崇的理念：美学理想和人道主义。钱谷融还对人道主义作了进一步的阐释：“把人当作人，承认人的正当权利，尊重人的健康的感情。这种人道主义的理想就是在人民群众中有着最深的根底，最广的基础的。”[6](P156) 但文章一发表，就遭到了一片批驳声，他本人也被扣上了“修正主义”的帽子。钱谷融后来回忆时说：“在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对我的批判，却大都把它当作一种政治上的反动罪行来批的，并且不由分说的。现在回头去看那一段时期的历史，似乎有许多现象居然能够发生与存在，都会使人感到无限惊诧，甚至简直不可思议”。[7](P119)在此后的近20年里，“文学是人学”的观念在“左”倾思想横行的日子里被文艺界抛在了脑后。 2.人性与人道主义的大讨论 1979年，文艺界在一片拨乱反正声中重新探讨有关“人学”的问题，与这个问题相依附的是文艺创作中的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人性”的讨论，一个是“人道主义”的讨论。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性”在“阶级性”、“工具论”的压抑之下被埋没达10年之久，突然在1978年重见天日，“我是人”的呐喊，必然成为这一特定时期作家和文艺理论家进行政治及历史反思的出发点。正如何西来指出：“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权利，人性、人情、人道主义在遭到长期的压制、摧残和践踏以后，在差不多已经从理论家的视野中和艺术家的创作中消失以后，又重新被提起，被发现，不仅逐渐活跃在艺术家的笔底，而且成为理论界探讨的重要课题”。[8]同年，朱光潜在《关于人性、人道主义、人情味和共同美感》一文中，借用西方的文化资源指出：“人性，就是人的自然本性。古希腊有一句著名的文艺信条：‘艺术模仿自然，也就是模仿人性’。”他还从马克思的观点出发，指出：“马克思正是从人性出发去论证无产阶级的必要性和必然性，论证要使人本质力量得到充分的自由发展，就必须发展私有制。”[9]朱光潜的观点在当时遭到了反驳：“朱光潜同志用唯心主义的‘人性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人性观’”。[10]虽然朱光潜的观点遭到了批判，但是关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又被重新提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