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争鸣》编辑部给我发来67篇文章，凡三十四万余言，都是他们，杂志近两年在专栏里发表的，这个专栏叫做“新世纪文艺理论话题性笔谈”。读过之后怎样概括我的整体感受，如何作一总体评价呢？显然，这是编辑部的一个有意识的策划，一个大动作。2003年第5期专栏开设的时候，有一篇“编者小识”，表达他们的意图，那里面说，“提出‘新世纪文艺理论’，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推敲的谈话主题，历史的发展也从不会那样简单，说到了一个新世纪，就一定得有一种‘新世纪文艺理论’，更何况作为有关文艺的理论基石，它往往应该是稳定的，不但能横向概括时代，更能纵向说明长时段的历史演化。我们明白，在‘世纪’和‘文艺理论’之间并没有一个线性的并进的关系。”对于这段话，我是赞成一半，不很赞成的也有一半。曾经有一段时间，“新千年”成为全世界媒体出现频率极高的词语，照有些人的说法，似乎一进入21世纪，人类在各个方面都将与既往告别。其实，“世纪”只不过是一种计算年代的单位，6世纪的编年史家狄奥尼西开始确立“公元”，以耶稣诞生为起始，近代史家普遍认为他的推算有三到五年的误差，不过已经没有办法修正，如果修正了，进入新世纪也就提前三到五年了。所以，“世纪”转换与人类的生活和命运，当然也与文艺理论，没有什么内在的必然关系。这是我赞成“编者小识”的那一半。但是，最近一二十年，世界和中国发生着极为深刻的变化，广泛涉及到各个领域，这也是各行各业的人们都必须正视的事实。社会历史的发展，有渐进和突进之分，现时代恐怕是一个突进的时代。世界的格局，人们的物质生活方式和文化生活方式，人们的思维方式，与五十年前、三十年前、二十年前，有了太大的差别，并且还在以很高的速率变化着。我们的文学艺术、我们的文艺理论如何应对这个变化，是一个非常现实、也非常尖锐的问题。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艺理论，理所当然地，新的时代会增添文艺理论的新话题。当下我们的文艺理论的问题在哪里？可不可以说，我们的文艺理论学科发展的最大问题之一，就是还没有找到有自己时代特色的学术话题，还没有找到能够回应时代生活变化的学术话题，至少是在核心的学术话题上还远没有形成共识。如果这样说不算毫无道理的话，那么，说“提出‘新世纪文艺理论’，并不是一个值得认真推敲的谈话主题”，只能看作编者的谦虚和客套，因而不能完全赞同。对于《文艺争鸣》“话题性笔谈”的设计，对于杂志上已经发表的许多“话题性”文章，给予必要的注意和相当的肯定，也就是很平实的评价了。 原是让我就专栏写一篇述评，这是我所难以胜任的，六十多篇文章涉及几个专门方向，有些问题，我不但缺少深入研究，连细致了解也谈不上。我只能综合地谈三点粗浅的读后感触。 第一，关于学术研究之“预流”。1930年，陈寅恪提出以“预流”与否判定学术研究境界之高下，其《陈垣敦煌劫余录序》说：“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第246页。）预流，就是参预到潮流里，参预到主潮里，其前提是具备学术研究的时代意识和时代感觉——自觉认识所处的学术时代的特征、发展趋势和对学人的要求。做研究工作的人，要明白自己所处时代要解决的核心的学术问题是什么，文学观念可能有哪些选择，研究方法可能有哪些选择；哪些是已经、甚至早已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尚未解决而亟待解决的问题，哪些是尚未被人们察觉的潜隐的问题；哪些是关键的重要的问题，哪些是枝节的琐细的问题。1934年，陈寅恪在《王静安先生遗书序》里说：“自昔大师巨子，其关系民族盛衰学术兴废者，不仅在能承续先哲将坠之业，为其托命之人，而尤在能开拓学术之区宇，补前修所未逮。故其著作可以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轨则也。”（注：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66页，第246页。）预流，不是追逐世俗的风尚，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是仰承学术发展的主脉，参加到本时代重大问题的探讨、思考和解决的努力之中，为的是开拓区宇，运用新的方法，提出新的观点、建立新的体系。《文艺争鸣》所列话题有没有新颖性？有没有现今时代的特色呢？我们可以在半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背景上作些比较。例如，朱寨先生主编的《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注：朱寨主编《中国当代文学思潮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介绍，新中国第一次有全国影响的文艺论争发生在1949年，话题是“关于可不可以写小资产阶级”，1952年有“关于创造新英雄人物”的讨论，其后还有关于典型问题、关于形象思维问题的讨论。再如，白烨先生编著的《文学论争二十年》（注：白烨编著：《文学论争二十年》，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附录中包含“人性论争三十年”等后续篇目。）描述，70时代末期以来的文学论争，其中有“‘共同美’问题”，“‘朦胧诗’问题”，“‘向内转’问题”，等等。而这次《文艺争鸣》的话题呢？随手拈几个例子，在“媒介话题”下有《媒介变化与视觉文化的崛起》，在“情感话题”下有《全球信息文化语境中的情感修辞学》，在“语言话题”下有《能指盛宴年代的汉语文学》，在“社会话题”下有《大众传播与文学功能的重新审视》，在“批评话题”下有《女性主义批评理论的演进》，这些话题都是在世纪转换前后出现的，是与社会的实际、文化的实际、文学艺术的实际相关联的，是此前50年、40年、20年、20年没有出现，也不大可能出现的。从以上简略列举也可看出，文艺理论话题因时而异，不是出于少数人随意造作，而是有其背景缘由。即以“媒介话题”而言，1998年5月联合国新闻委员会定名“第四媒介”（注：有学者提出不同理解，认为：“网络媒介已为人类信息传播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天地，它是相对于现实世界而存在的人类精神交往的第二世界，而不只是所谓的‘第四媒介’而已。”见：张允若《关于网络传播的一些理论思考》，《国际新闻界》，2002.1。这类关于“网络媒介”的不同理解，对我们的讨论没有妨碍。），即由互联网传送的媒体，很快，人们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实实在在地感受到汹涌澎湃的第四媒体冲击波。文学和文学理论，受到的冲击也非常之大。个人电脑加上网络，改变着文学的写作方式、传播方式和接受方式，看来也势必会对文学的边界有所修改，对人们的文学观念有触动、有挑战。谈媒介与文学变化，说它是一个“新世纪文艺理论话题”，是值得严肃思考的文艺理论话题，并无不当。还有，若干年来，无论国外还是国内，文学逐渐从社会文化生活的中心向边缘滑落；艺术的消费性、娱乐性与意识形态性、审美性的关系在变化，前者日益上扬，后者则有日渐收缩之势；纯文学与杂文学、非文学界限的模糊，非虚构的叙事与虚构的艺术性叙事争夺受众，“作家”涵义的变化……这些现象都已经进入文学理论家的视野。陈寅恪当年说王国维等人开拓新领域，重要条件是能取“地下之新材料”。我们今天开拓新领域，重点是广泛地调查和深切地体验现实生活中的新材料，我从几十篇文章中能够感觉到学者们的这方面意向。21世纪将有三大问题：种族问题、性别问题和生态问题。前两项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问题，后一项是人与自然关系的问题，三者都可能落脚为文化问题，笔谈中对这些或多或少有所涉及。总之，笔谈较为集中地体现了学者们“预流”的意向，很值得赞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