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在创作上呈现出几条大的审美走向，它们往往与文学功能的变化和市场需求的起伏相联系。从现象上看，它最先从题材层面上反映出来，但根子却在审美意识的取向上，对此有必要加以梳理和审视。 最大的变化在于文学重心的转移 “都市”正在取代“乡村”成为文学想象的中心。对农业文明传统深固的中国社会来说，都市化、市场化以及现代高科技的发展不但改变着中国社会的传统结构，而且改变着中国社会的精神生活方式和文明状态。这个过程早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就开始了，到世纪之交的今天，其改变速度之快、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我们知道，在全世界，大概只有中国对农民问题讲得最多，最透彻，中国革命被称为农民革命，中国文学里写得最充分的也是农村和农民的形象。五四“文学革命”曾以启蒙精神揭示沉默国民的灵魂，往后的“革命文学”则大力描绘农村革命史诗，以至整个现当代文学史为之留下了大笔财富。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像中国文学这样与乡土有着如此深刻的不解之缘。但事情已经发生变化，新世纪以来尤甚。如果说80年代的文学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精神影响力上依然是以农村为重头戏的话，那么90年代中期以来，传统乡村和农民的形象日渐淡出，不但失却原先的精神根基，而且多以城市价值的附庸者出现。我们甚至惊讶地发现，一种似乎完全脱离了乡村的“都市性”正在成熟。闹市与商海，警匪与反贪，时尚与另类，女性与言情，知识者与打工者，其命运戏剧正在取代昔日农村和农民的显要位置，成为文学画图的中心。何以会如此有人说，这是因为中等收入族完全没有了乡村经验，因为大城市的自足性使很多人可以彻底切断与乡村的联系了。有人认为，未来代表汉语言文学发展水平的，不再是乡土文学，必将是以城市为背景的、写出了现代中国都市人精神处境的作家；但也有人持不同看法，认为中国不是没有“中产阶级”和后现代问题，但并没有估计得那么重要，忽视和遮蔽了农民问题的巨大存在，才是严重的缺失，倘若不能写出转型时代的农民之魂，我们的文学将从根本上丧失力量。的确，“沉默的大多数”的生存境况和精神诉求似乎越来越不在文学视野之中，不少文学人士热衷谈论的是现代人的精神困境，仿佛中国问题只剩下后现代问题了。事情当然不是如此。在从农业文明向现代文明的过渡中，作为诗意的栖息之所，作为人类和民族的痛苦与欢欣的承受之地，文学中的乡土声音不但不会完结，还会发展和变化，它将与民族性格的现代转型密切联系，它蕴含着现代人亟需的精神元素，必然要向环境主题，乡土寓言，底层意识等等方面延伸。在《大漠祭》、《日光流年》、《歇马山庄》、《好大一对羊》等作品里可以看到，作家们在发挥写实主义的感染力的同时，努力超越题材表层时空意义，走向整体象征。但类似的作品未免太少了。现在，文学界强调“三农”问题重要，呼吁文学应该大力描写“农村题材”的声音日高，但大多停留在号召上。问题的症结在于，如果还是用熟知的一套观念写农村农民，找不到新的语境下与当代生活、当代读者的精神连结点，找不到市场需求的敏感点，那是怎么呼吁也没有用的。 “欲望化描写”与道德理想的关系构成了当今审美意识中非常突出的矛盾 这里不是指哪一种题材，而是渗透于几乎所有题材中。人的欲望固然从来都有，但在今天，也许由于利润法则的刺激，也许由于商品化、实惠哲学带来物质对精神的覆盖，总之人的世俗欲望空前地放大了，突出了，无形中成为文学描写的重点。在大量作品中，围绕各种欲望展开的矛盾错综复杂，光怪陆离。权欲，钱欲，情欲，占有欲，支配欲，暴发欲，破坏欲等等，成了很多作品中最习见的场景。于是有人将之称为“欲望化写作”，有人干脆自称是“欲望现实主义”。这是以往的中国文学中从来没有过的密集图景。从某种意义来看，这也是某种生活真实的反映。例如，我们习惯于笼统地批评文学中的性描写和物欲追逐，而很少注意，作为文化符码，洗脚屋，桑拿房，壮阳药，美容院，以及名车，豪宅，美女，股市，彩票的广告，几乎无所不在地环绕着人们。既然如此，问题就不在于是否写了欲望，而在于怎么写。 以“欲望化描写”为核心的选材倾向直接导致了官场小说，犯罪小说，都市时尚小说，女性主义小说的盛行。问题的关键仍在于，不少作品热衷于感官化，刺激性，消费性的展示，逗留在现象层深入不下去，既不能深刻分析人物的心灵冲突，精神矛盾，也不能以理想之光照耀形象世界，使之升华出新鲜的诗意。像王安忆的《长恨歌》这样意蕴深藏的都市文本毕竟不多。比如，这种欲望化倾向表现于某些官场小说，是辞气浮露地渲染贪欲，腐败，孤立地而非整体性地表现“反腐”，路子越走越窄，概括力越来越弱。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都市小说，是商业化影响下的浓厚的大众文化趣味，突出展现物欲渴求和感官体验。这被称为时尚化文学，它的土壤是发达的时尚文化，感官化是其主要表征。这种倾向表现于某些女性主义小说，是注重私密体验，解构启蒙话语，强调女性在社会体验，身体经验，文化构成，心理特征上，皆有别于男性，因而大力肯定女性的生理独特性及其人文诉求，表现她们在与男权、男性的冲突中自我实现的要求和寻求平等的呼声。不可否认，性是这类创作的敏感点，中心点，对男性话语的颠覆往往是从这里入手的。这当然无可厚非，其打破传统观念的意义也在一定意义上应予肯定。然而，也有两方面的问题，一是一些作品有意割弃与广阔社会生活的联系，剔除人物身上必不可少的社会性活动和道德激情，固守在私密的天地里，致使其文化内涵稀薄。它们超越人文话语进入了性别话语，要真正深刻起来是否应该再超越性别话语，回到人文话语。另一方面，过分依赖感官和本能，放弃对多重人生价值的参照和探索，使这种“个人化”日渐“干涸化”，生发不出崭新的意义，整体上缺乏足够的精神维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