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寻找自己的话语”，“发出自己的声音”——1994年初秋，北京一次全国性当代文学研讨会上，许明、吴炫、王光明、程文超、金岱、郜元宝、蒋述卓等青年理论家将之冠名为“第三种批评”联袂推出，受到与会百余名代表的热烈关注。《当代人》专以关注当代人文精神风貌为已任——本刊与会编辑当机决定以主阵地的方式辟出讨论专栏，逐期推出“第三种批评”的理论；而且认定，“第三种批评”伊出只是针对西方话语和中国传统话语的话语方位的划定，是一个新的理论话语的积累过程，而决不强调持论人层次、学科和方面的一致及理论建构和具体操作的相同，它与“校正”的勇气和“纠偏”的精神相伴而生。 本期，我们首先刊发了吴炫的文章。他对“第三种批评”作了简要的说明和界定，并主张：“第三种批评”以分析中西方既定理论对解决中国文化转型问题的局限为方法论，以对中西方既定话语内容的双重否定形成一种新的精神形态和思维形态，从而逐渐向“自己的话语”逼近。 这是一项需要众多人参与的事业，我们期望，更多的学者和朋友对“第三种批评”畅舒己见，踊跃来专栏亮相，参加讨论。 “第三种批评”的推出由来已久，而她的土壤也早已具备。当我们不仅使用西方话语概念，而且也张扬西方话语内含已到疲沓之时，当由这种疲沓导致的一种拟古主义倾向开始滋生，而且是以“新国学”“新儒学”的面目在一些青年学人身上开始操作之后，我们的拒绝就是双重的。这种拒绝开始是不得已的，因为任何一种西方理论和中国传统行为都没能解决我们的精神安顿问题，而且中西方也再没有新的现成话语可供我们选择。已经迈入世纪之交的我们，如果仍像我们的前辈那样“不西即东”的思维，我们的未来注定是无所作为的，而我们的后代，也必将把我们划入和前辈无区别的“类”，于是，眼见得悲剧在延伸而人们依然无所警惕，眼见得“后现代”之类西方话语的轻松鼓噪，与退回书斋的心安理得不谋而合，并与放弃“沉重”的时尚殊途同归，我们的拒绝便不得不采取批评和进取的姿态。 第三种批评首先是一种精神方位和价值方位。她是以对现实说“不”的思维方式，在对上述两种现实的双重超越中将真正的价值放到了现实之外，并将那尚未诞生的价值以审美形态保存着。第三种批评认为，知识分子作为群体，在世纪之交的审美形态只能如此，并拒绝将其他任何生存形态称为知识分子的审美形态。第三种批评同样杜绝那种急切地打听、询问那未诞生的价值“是什么”的思维方式，并将这种思维方式归为上述两种现实之中，作为传统精神方位和价值方位的同义语。第三种批评认为，传统批评和传统思维方式的最大问题，“后现代”、“新国学”以及近期兴起的“宗教热”的根本弊端，即在于选择“既定的东西”安身立命，从而忽略了“既定的东西”“何以成为可能”那种无形的精神运作。也正是这种忽略，注定了上述各种批评形态不可能有中国当代学者自己的话语，自己对价值的理解。第三种批评从不认为那未诞生的“价值”与对现实的双重否定是两回事，不认为那只是“方法与目的”的关系，好似换一种方法也可以达到这个目的。相反，第三种批评认为对上述两种现实的否定是诞生真正属于自己价值的不可缺少的前提，而且就是这个“价值”的萌芽。这不仅因为“未诞生的价值”只能在这种否定中被意识到，而且也只有在这种否定中被孕育。由于每个人被抛入的世界就是一种他者文化所组成，由于人类太多的思想史料已造成我们难以承受之重，更由于既定的知识结构已使我们习惯于受他人思想影响和支配，因此，双重否定本质上就是在对众多的他者的否定意向中逼现自己。“逼现”这个词，既告诉我们说自己的话语是困难的，也告诉我们这某种程度上取决于人们的主体意志，思维和行动。第三种批评不是尼采的“重估一切价值”，因为我们没有握有重估的武器，第三种批评也不是佛教所说的“中观”，因为“中观”式否定导致的是虚无；第三种批评也不是现代史上的“第三种人”，因为她早已超越了现实层面的那种阶级性划分；第三种批评作为一种独立的声音，首先是指跨世纪的人类新的价值和知识转换——向着这一取向运思和操作，我们才真正可以被称为“超越现实”的人。如果过去中国的超越更多的是农民性的臆想和西方化的空想的话，我们的这种超越在现实中已具备了从未有过的意义。 作为一种批评形态，第三种批评由此成为一种价值论和期望性批评，像小说模式在今天已不十分重要一样，任何批评模式在第三种批评看来都已显得无足轻重。也许新的批评模式在世纪之交正在孕育，但在此之前第三种批评固执地认为：以作家论、作品论和读者论为三阶段的阐释性批评模式已近终结，建立新的价值批评，就像建立新的宗教、新的精神指向一样，比任何时期在今天都显得更为重要。或者说，未来的批评模式，只有在这种价值性批评的运行中才成为可能，甚至相当长时间内就是这种运行本身。第三种批评认为，对于那些一次性消费和三四流的作品而言，阐释的正确性和不确定性都已失去了意义；任何批评方法，对于文学商品化和现实化的潮流，早已显得软弱无力。未来的批评，必将从阐释作品重新移到评判作品。但这种评判，不是要求不同的作品达到同一种境界，而是要求不同的作品达到她们不同的境界。因此，第三种批评依据的尺度是“存在”而不是“原则”。由于“存在”总是指我们完成了自己对世界的独特体验和独特理解，因此这正是中国文化、中国学者、中国作家乃至中国人之所缺。第三种批评由此便成为分析、发现和研究这所缺的批评。如果改革真的意味着一个多元时代的来临，那么第三种批评将对多元之“元”予以新的价值规范与定位。第三种批评在将“多元”赋予“自己的话语”的同时，必将毫不留情地将各种“伪多元”剔除在多元之外。这样一来，第三种批评理解的“元”就不是私语，不是无足轻重的自言自语，更不是谁都可以有的个人感受和个性风格——这些“伪存在”、“伪多元”常常与无序和轻松联系在一起，与对“个人”的任意性理解与追求联系在一起，构成今天让人难以接受的现实景观。在一个已经平面化的社会里，第三种批评重新给每个人设制高低起伏，使其步履维艰；并将对人的“追求”施以存在性规定。第三种批评从不否认人的世俗幸福相对于禁锢这种幸福的时代的进步意义，但是她否定人们沉湎于这种幸福以形成新的禁锢，从这一点上来说，第三种批评不拒绝媚俗但拒绝媚俗化，不拒绝生存但拒绝生存化。对“化”的拒绝，就是对“平面”的拒绝，对普遍和雷同的现实行为与操作的拒绝，并在这种拒绝中将“差异”上升到人本哲学的高度。 第三种批评同时还意味着：我们从此开始了一个新的理论话语的积累过程，在此过程中，我们以文化转型为轴心，以分析中西方既有理论对解决这个问题的“局限”为方法论，在不同层次，不同学科方面向“自己的话语”逼近。如果说世纪末的中国面临着和西方同样的理论转换重任，那么这个问题对中国将显得更为严重和突出。第三种批评认为，儒学与国学只有在理论实现根本转换的前提下才会具有发扬意义，否则，它们就会和现实话语和意识形态话语一道，无形中成为阻碍第三种批评的力量，客观上产生维护既定现实的功效。同样，尽管“后现代”的“平面”话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描述中国的现状，但它无以说明这种现状的中国特质，无以说明这种特质是如何造成的以及如何才能超越之。第三种批评认为，追求可解释度像操持现成的西方话语一样，构成了一百年来我们的肤浅的行为，那种只能描述而不能解决问题的理论必然不是真正的描述，这正像硬行让中国人接受西方的价值观是一种拔苗助长的启蒙一样，终于不能奏效。从现在起，第三种批评将认真清理我们曾经操持过的西方话语缘何不能生根和作用于中国的理论性局限，并在这种清理中，使儒学和国学从传统的价值论体系中剥离出来，使之成为材料依附于新的价值系统。在此过程中，第三种批评将在哲学、社会学、批评学等层次学科中逐渐开始自己话语的积累，并深信“自己的话语”就蕴藏在前人话语的“局限”中。第三种批评认为，新的理论话语的诞生或转换不大可能出现西方意义上的巨变和突变，而是像儒学的诞生一样有个历史性过程。既然是积累，第三种批评容纳批评家对自己话语的不断校正或纠偏，也容纳不同角度甚至是对立的话语交流，摩擦。第三种批评认为：我们不是为自己的话语而自己的话语，“自己的话语”是为了能有效地解决我们的精神依托和支撑，在根本上解决精神意义上的文化转型问题，不存在一个有了自己的话语依然不得精神安顿的问题，“自己的话语”是否成为可能，本身就是看其在解决这个问题上的有效性程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