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韦坦·托多洛夫在《一种对话的批评》中以一种既是对结构主义的承续也是某种形式上的修正的方式，论述了现代语言阅读到约定俗成的古老文学意义的若干转换的过程。他指责雅各布逊把诗作为客体研究的方法，认为，批评意味着解释，而远非下判断，这样的批评家才是诗学家，雅各布逊移用“隐喻”和“损喻”作为思维活动中替代和联合的名称，他不再抓住语言的转喻而是抓住了思想的转喻。当新诗学阔步走向并成为学术界正统观念时，对话理解的发起人巴赫金仍停滞在托多洛夫曾主张过的典型化的辩解区域内。托多洛夫的观点是一种先声，这种新声预示了他致力传播的结构主义的形成。对话批评为巴赫金确定陀斯妥耶夫斯基诗学多层次对象提供了开放和辩解的关系。当代社会体验的形式和结构的文学拓展成为预定的批评活动模式，对话批评高度注意历史情景、语言终极意义和道德律令，巴赫金对文学形式忽视文学经验很为不满，这意味着反对形式主义，他致力于在现代主义的根源中找出某种与形式主义理解的固定模式有所不同的东西。 以雅各布逊为中心的语言学界首先注意到了新诗、民俗学以及作为它们的共同特征的语言。在雅各布逊那里，语言成了一种全息性的领域，一种经过明确表达的自觉意识的纵向一致的数学图式以及思维进程图表中的标志。正是这种超越，托多洛夫发起的对话批评作为一种可能显示了语言的意义。而巴赫金这位思想家和文学批评家则成了结构主义学者中具有独创性的批评家，他的对话理解用语言的大量理想化取得了恰当的权威性。这是因为他的理论在避开形式主义局限的同时，又保留了雅各布逊理论中语言的最原始的意义。韦勒克曾认为巴赫金关于陀斯妥耶夫斯基的论著是别出心裁的。其实，巴赫金并不拒绝形式主义，反而，把它作为内在的东西进行论述。结构主义学者的研究为他的批评实践的成就作了基本的准备。从这种意义上说，没有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也就没有巴赫金的接受视界。 结构主义的复兴，不是因为它给文本的理解提供了什么，而是因为它在特定位置上揭示了批评状态及其产生的选择性观念。尽管雅各布逊的结构主义复兴未能持续下去，但这种论题的意义所形成的威力，从深层的分离中动摇了批评的惯例，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结构主义语言学与文学批评的转变历程。 现代主义与语言 从二十年代英国兴起的结构主义到I·A芮恰兹的新剑桥派的现代主义，都强调作为语言的诗和作为编码意义的语言问题。芮恰兹首先运用索绪尔的语言学于文学研究，强调诗歌欣赏的个性化语言思维，但他从语言学角度对诗的维护并没有解决语言的基本问题。由于观念的社会性要求和语言心理偏见的反差，英美新批评家在芮恰兹那里找不到语言的准确意义，他们反而发现语言的基础是一种乏味的、伪造的罗列。这使得那种决定了两代阅读模式的新批评在七十年代面临着难以想象的语言形式，他们没有发现，其根基实则隐藏在过去那种易接受其他语言思考的现代主义里。新批评在产生时就出现了诗歌语言的罕见的困难，这就是它很少揭示诗歌语言的社会倾向性意义——诗歌与语言的一般关系。 芮恰兹注意到了雅各布逊的诗歌与语言的一般关系的观点，但这种诗歌与语言的严密联系在芮恰兹的论著里却变成了不合逻辑的联系。雅各布逊是从根本上触及了诗歌问题的语言学家，只不过芮恰兹忽视了诗学与语言学的嫁接而已。芮恰兹的大量主张并不是文学研究的语言形式，他认为意义是内在于诗的，前后关系也只限定于“诗的生命”里。雅各布逊在四十年代就认为，诗学从根本上解决是什么使词语信息成为艺术品，因为诗学的主要课题就是探讨诗与其他语言行为相关的言语艺术的特异性，诗学在文学研究中居于领导的地位。既然语言学是词汇结构的综合科学，诗学也可能被当作语言学的组成部分。但这种观点又受到了约翰·霍兰德的反驳，他反对雅各布逊的“作为文本的诗的标志是注意编码更胜于信息”的可怕观念，诗歌将在如此抽象的理解中丧失其个性特征。哈特曼把语言与意向、地点、时间及上下文的关系联系起来，结构主义方法被认为是关于恰当阅读不可分离的语言特征的暂时性主张，但这种纲领性的主张被当作“非个性的”东西取消了。结构主义这个词在各种争论和冲突中充满了情境性的嘲弄。艾略特的诗的非个性化解读使诗人成了口技表演者，哈特曼正是以个性化抵抗结构主义者的非个性化。 意义的平凡出现和反非个性化诗学的声音的频繁兴起，给雅各布逊采用的语法种类投下了拂之不去的阴影，甚至模糊了他对诗是什么这个问题的优先感觉。雅各布逊的解释功能被他的新读者严格地限定了。约纳森·库勒总结说，作为一种操作理论，它的语法特征致使读者去完成雅各布逊经过最有利的考虑的诗歌语言观点，也就是说，文学文本中存在着大量的对应和反复，这些对应和反复极少关注文本及其解释的价值。关键的是效果模式是什么，任何人都不能研究出答案，除非他在自己的理论范围内把读者如何从事阅读和对文本结构的要素的论述具体化。 实际上，七十年代的结构主义对西方专业读者的第一个贡献就是编码的意义，作为惯例的语言意义是与文学传达可能产生的任何信息载体截然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编码和信息的系统组成的“意义”似乎明显地表明了各自批评特色的不确定性。它暗示了它既是原因也更是目的的困境。在英美札根的结构主义是在批评惯例中怀疑和讲述中的糊涂主义。 文学批评语言与人文科学 有意思的是，雅各布逊这位批评家在1966年美国为填补人类科学和文学阵营而发起的“批评语言与人文科学”的会上，成了一名旁观者。结构主义被当作一把能扫清惩戒性恶习的新扫帚得到了介绍，然而它一开始就只是一种尝试，而且，德里达对人类科学基础的毫无遮掩的攻击留下了深刻的痕迹，其理由是人类科学应用了列维·斯特劳斯的结构主义作基础。他把结构主义看成现代继承者，并为他自己开辟了一个地盘以对此进行谴责。列维·斯特劳斯成了与语言哲学争论的替罪羊——这种争论在德里达的后期著作中得到了发展，这些论著支配了七十年代的理论阐述。超语言学的争论是为职业哲学家熟知的。维持根斯坦对这种语言的研究成了他的古怪生涯，海德格尔的研究变成了文化政治活动。当新批评的正统观念的分裂留给读者不确定的目的意义时，德里达的激进的怀疑主义给这一时期批评界的焦点给了狠狠的一击。德里达的观点认为，读者不知道他们话语，更不必说他们的思想，批评语言的探究应优先于被称为有关文学的富有意义的谈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