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4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85（2007）01 —0087—07 一、语言学转向：背景和小说语言变异之潮 “语言学转向”首先是哲学概念，20世纪60年代，美国新实用主义哲学家罗蒂编选了一部论文集，名为《语言论转向》，他认为：通过改革语言，或者通过理解当下所使用的语言，可以解决甚至排除哲学上的种种问题。西方现代哲学中这种关于语言问题的自觉，人们通常用“语言学转向”来表述。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1993年发表的同名论文，更在德国和世界范围产生了广泛影响。伽达默尔总结20世纪西方哲学时说：“语言问题已在本世纪的哲学中处于中心地位。”[1] 这是对“语言学转向”改变现代哲学研究走向的符合学术事实的评述。 对语言的推崇和关注使得西方现代文论在文学语言的研究方面取得了新的进展和成就：20世纪初，俄国形式主义以反传统的姿态出现后，文学语言基本上摆脱了以往的附属地位，成为文学的第一要素。在后来的“新批评”、结构主义那里，文学语言不只是第一要素，还是文学的“文学性”（Literariness）本身，研究文学就是研究文学语言。一连串的新术语诸如“反常化”、“陌生化”、“结构”、“文本”等，取代了传统的“再现”、“形象”、“创作方法”、“思想意义”，成为新的主要理论范畴。受俄国形式主义的影响，其他理论流派也纷纷叛离传统的文学语言观，重新定位文学语言，并从各自的角度提出了有关文学语言的各种观点。至此，文学语言第一次被当作一个显要问题得到各家各派的关注和研究。 上述思潮从80年代中期陆续被引介到国内，并使语言问题成为中国文学研究中一个突出的前沿问题，谭好哲在《文艺学前沿理论综论》中这样描述：中国新时期的文学研究的立足点转向语言之思，这是整个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在文学研究领域的展现。人们有关文学创作、文学研究的诸种观念发生了变化，文学的总体形态、影响功能和接受方式以及判断与阐释的标准与方法，在新时期的理论视野中以新的研究状态重新亮相[2]。 小说语言研究强调自己的哲学性支点和时代的理论需求，不能回避由“语言学转向”所导致的研究视点的转换和研究方法的变革。这既是哲学研究的前沿态势在小说语言研究领域的影响与投射，也体现了小说语言自身发展的内在逻辑和必然的历史要求。 1979年，王蒙在《人民文学》上发表“意识流”小说《夜的眼》，与其他在当时具有轰动效应的小说相比，王蒙的这篇小说，不是以反映社会内容的重大和深刻受人瞩目，而是以语言的怪异和特别吸引阅读的。此后两三年时间里，王蒙抛出了一系列同类小说，作家在他的小说序言中总结了语言变异对惯常的阅读心理产生的审美震荡，指出这一变异对习惯于听故事、习惯于那些按浅显的逻辑组织起来的文本的普通读者，构成了很大的挑战。 80年代中期，一批在语言方式上走得更远的作品颇受文坛关注：马原《冈底斯的诱惑》（《上海文学》1985年2期）、王安忆《小鲍庄》（《中国作家》1985年2期）、莫言《透明的胡萝》（《中国作家》1985年2期）、 刘索拉《你别无选择》（《人民文学》1985年3期）、韩少功《爸爸爸》（《人民文学》1985年6期）、徐星《无主题变奏》（《人民文学》1985年7期）、残雪《山上的小屋》（《人民文学》1985年8期）。这些作品，在新时期文坛引起过巨大的震动， 主要是由于文本表现出明显的语言变异特征而引起的经验变异和感觉变异。这种现象一度成为学术研究的热点，“语言学转向”的文化背景丰富了这类学术研究的观察点和解析角度。 新时期以来国内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由于研究者学术背景、知识结构的不同而体现出研究视野的区别：即语言学的研究视野；文学的研究视野；语言学——文艺美学相结合的研究视野。三者在概念认同、阐释路径方面有交叉，也有区别，研究各有侧重。 二、语言学视野中的小说语言变异研究 此类研究多从语言的使用层面，分析言语使用者有意突破语言规范，所追求的特殊表达效果。常按语言诸要素的变异运用情形在语言学的意义上作语音变异、词汇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文字变异的分析。王培基在《文学作品中语言变异现象的调查与简析》（《青海社会科学》2004年第4期）对现当代著名作家的各类代表性作品的语言变异现象作了细致的抽样调查，通过数据揭示了文学语言各层面、各分语体的变异句与常规句的计量关系，提供了阐明文学语言性质及独创性特征的实证。并按语言诸要素的变化运用情形划分为语音变异、词语变异、语法变异、语义变异、文字变异等。 郑贵友《新时期语言变异现象概观》（《东方论坛》）1996年第2 期）从语表形式上的求新求异、语用手段的异彩纷呈、语体风格的交叉融合三个方面，对新时期尤其是80年代以来小说语言变异现象作了概括性的考察。 江南对小说语言变异问题进行了一系列思考，她在《新潮小说语言变异摭拾》（《徐州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3期）指出：80年代中期以后， 由于受到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文学的影响，中国作家的主体意识几乎是前所未有地被强化了，许多新潮作家视语言为本体，将自己在语言形式上的开掘视为创作的首要目的。因此与传统现实主义文学相比，新潮作家似乎不再循规蹈矩了，他们的语言出现了更多的变异，更经常地超越日常语言的规范，显示了相当新奇同时也相当芜杂的特点。江南主要从修辞学的角度分析了以下几方面的变异：超常用词、超常搭配、有意识地望文生义、语言的“粗放经营”与集约式叙述，词语使用的杂色化。她最后指出：文学最终是一种语言的艺术，新时期所有具有先锋精神的作家也大都同时是在语言变异方面积极的开拓者，但是如果说新潮作家在创造方面的成就已经得到相当充分的阐释，那么，他们在语言方面的探险则还没有得到应有的总结，而这些正是现代修辞学应当承担的任务。江南在《新潮作家语言形式探索的三个向度》（《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1年第7 期）中探索了新潮作家的修辞追求：通过对汉语音韵美的发掘凸现语言的指称功能、通过独特的语言形式表达特殊的情感体验、通过陌生化手法强化语言的审美表现力；在《语言的变异与创新——莫言小说语言实验阐释》（《徐州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7期）中，总结了莫言小说语言变异实验， 具体分析了其词语创新的两大途径：一是用变异手法改造旧词。包括：更换语素 （字、词）型、拆词重组型、截取语素（字、词）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