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G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260X(2002)06-0101-06 世界的经济正在走向全球化，势所必然。世界的文化是否也在全球化？对此尚有不同说法。但不管如何，世界各地之间的文化交往正在迅速拓展和扩大，因此，中华文化如何走向世界，如何为世界所了解，这种文化自觉就日益显现出来。 一、由近及远 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连绵不绝，自强不息，博大精深。 人类历史上，世界曾出现过26个文明形态，但在历史发展过程中，很多有过中断，或被融化，有的甚至被历史消解。至今犹存的几种古老文化中，埃及文化就曾因亚历山大帝国占领而希腊化，继而又被恺撒帝国占领而罗马化，后又因阿拉伯人移入而伊斯兰化。印度文化曾因雅利安人入侵被雅利安化。希腊文化、罗马文化曾因日尔曼人入侵而中绝，沉睡了千年，文艺复兴才又发扬光大。古老文明中，只有中国文化历经数千年，一直持续至今而未曾中辍。 中华文化富有凝聚力、融合力和延续力，它不仅融合了各地域的文化如湘楚文化、吴越文化、巴蜀文化等，同化了多民族的文化，如匈奴文化、鲜卑文化、契丹文化等，而且，还吸收了外域文化，如佛教文化的中国化，使外来佛教变为中国式的佛教——禅宗，进而又把禅宗融入宋明理学之中，成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文化正是在和不同文化的互动交流，相互吸收的历史过程中向先进文化的方向发展，因而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曾和日本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对话，谈及中华文化的巨大生命力时说道：“就中国人来说，几千年来，比世界任何民族都成功地把几亿民众，从政治文化上团结起来。他们显示出这种在政治、文化上统一的本领，具有无与伦比的成功经验。”[1] 在历史上，中华文化长期曾是一种强势文化。梁启超把中国的历史区分为3大阶段：“中国之中国”、“亚洲之中国”、“世界之中国”。在秦统一中国之前的漫长历史阶段，乃是中华文化在本土形成并确立的时代，而从秦立国到清代的约2000年间，中国走向亚洲，中化文化在亚洲呈强盛文化之势，并且传播到欧洲，逐渐走向世界。 中外文化的交流，因时渐进，由近及远。从汉代开始，中外文化有了第一次交汇，先是西域文化（中亚和西亚），然后是晋、唐时代的佛教文化（来自南亚）。吸收了外来文化的中华文化，在唐代发展为强势文化，开始向亚洲其他地域辐射、扩散，对日本、朝鲜、越南、泰国等亚洲国家都发生过重大影响。不少亚洲国家都是主动到中国来“取经”，吸取中华文化。唐代的日本高僧在赴唐留学归国后，向日本朝廷上奏：“大唐国者，法式备定，珍国也，常须达。”日本当局极为重视，在此后200年间派出的遣唐使就达18次，到奈良王朝达于全盛，使团多达五六百人。日本著名的“大化革新”，基本上是“中华化”，中华文化在此时乃是亚洲的强势文化。后来，欧洲文化在亚洲发展为强势文化，日本经“明治维新”就转而“西洋化”，迅速走上了西方现代化的道路，但日本文化中仍然沉淀着唐代文化的遗韵。 中华文化不仅走向了亚洲，而且在16世纪还开始走向欧洲，对十七八世纪的欧洲文化发生了重大影响。但此时的中华文化不是中国主动“送去”的，而是由西方传教士顺便“带走”的。 早在13世纪的元代，意大利已有儒商雅谷、马可·波罗到过中国，写下了中国游记。明万历年间，罗马教廷派遣耶稣会士到中国传教。罗马教廷的目的，是要教士说服中国朝廷，认识基督教的价值，允许在中国传教。但当时中国乃“远东的伟大帝国”，西方不敢轻率行事，因而采取“学术传教”的方式，带来了西方的自然科学和哲学、逻辑学、美术、音乐等，要使中国的有识之士“坦然接受”。这使得中国早期的启蒙学者如徐光启、李之藻、方以智等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从而致力于中西文化的“会通”。到了清代康熙时期，也还注意“西学东渐”，通过南怀仁向西方耶稣会士致意：“凡擅长天文学、光学、静力学、动力学等物质科学之耶稣会士，中国无不欢迎”。甚至，还派白晋为钦差，赴法招聘自然科学家携科技书籍来华任教，在宫廷内传播几何、代数、天文、地理、物理、乐理等科学知识。 西方教士来中国的目的是传教，但在“送来”西方文化的同时，无意中却发现了中华文化的辉煌，回国时就把中华文化也“带走”到西方，从而导致十七八世纪在欧洲掀起了一股“中国热潮”。中华文化在西方的传播，先是在意大利，继而在法国、西班牙、葡萄牙，然后扩及德、英，都引发了对“中国风尚”的追逐。法王路易十四对中国的艺术文化情有独钟，在建造宏大的凡尔赛宫时，特辟了一个瓷器馆，专门收藏从中国收罗来的瓷器精品。宫内常举办具有东方情调的化妆舞会，王公贵妇身着中国丝绸刺绣服饰，皇家乐队用中国乐器（笙、笛、锣等）参奏，伴着大家翩翩起舞。1685年这位法国皇帝还特派6名教士到中国“去考察那些完美的艺术和科学”，一次就带回50幅中国画。中国艺术传入法国，引发了艺术风格的重大转变：从巴罗克风格向洛可可风格的演化。 二、自盛而衰 中华文化在18世纪发展到辉煌的高峰，强势文化“中学西渐”，对欧洲启蒙运动、狂飚运动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的启蒙运动、狂飚运动，促使西方物质生产力和精神生产力向当时世界最先进的方向和水平跃进。西方的启蒙学者就在这时高度关注着中华文化。德国古典哲学的先驱者莱布尼茨在为《中国近事》所写的导言说道：“我们从前谁也不信世界上还有比我们伦理更美满，立身处世之道更进步的民族存在，现在从东方的中国，给我们以一大觉醒。”在他看来，中国和欧洲是当时世界文明程度最高的两个地方，“有时我们超过他们，有时他们超过我们”。“欧洲文化之特长乃是数学的、思辨的科学……但在实践哲学方面，欧洲人实不如中国人”。法国启蒙大师伏尔泰、狄德罗都曾盛赞中华文化的伟大。伏尔泰把中国说成是“举世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而治理最好的国家”。狄德罗称道：“中国民族，其历史之悠久，文化、艺术、智慧、政治、哲学的趣味，无不在所有民族之上”。为了推动启蒙运动，伏尔泰还把元杂剧《赵氏孤儿》改编为《中国孤儿》，在法国上演，轰动欧洲。德国狂飚运动作家、美学家歌德和席勒都倾心于中化文化，对清代小说《好逑传》甚感兴趣。席勒还曾想把它改编为剧本，虽未成功，但在1802年，依据意大利作家戈齐所写的剧本，创作出了诗剧《杜兰朵——中国的公主》，呼唤人的尊严和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