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学而篇”有一段中国人极熟悉的文字： 子曰：“学而时习之不亦乐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 中国《论语》专家的译文是： 孔子说：“学习并且不断温习，不是很愉快的事吗？有朋友从远方来，不是很高兴吗？人家不知道我，我也不怨恨，这样的人不是君子吗？” 俄罗斯科学院远东分院一位饱学且富有思辨的研究员，对中国《论语》专家的译文提出了异议。她认为，中国从古至今的《论语》注者们全都曲解了孔子的原意。首先，孔子是东方一大哲学家，怎么会向弟子们讲这些浅显而又缺少哲理的“白话”呢？其次，中国《论语》专家的注释在情理上是不通的。“学习并且不断温习”，无所谓愉快不愉快的事情；人家不知道我，我有什么可怨恨的呢？再说，中国人也不至于如此心胸狭窄，人家不了解你，你就怨恨，就连小人也不会这样去想问题的。反过来看，如果不怨恨就成了君子，那么在孔子那里，君子的标准也太低了，照这样的标准，人人皆可成为君子，也就不存在所谓“君子”了。她认为，孔子生在礼崩乐坏的乱世，他的人生理想是恢复“周礼”。他提倡“克己复礼”，要求学生学的是“周礼”，而不是别的什么东西。按照她的理解，“学”不是泛指学习知识，而是专指学习“周礼”，原文里“学”字后面省略了宾语“周礼”；而“有朋自远方来不亦悦乎”，是第一句的从属句，不应理解为独立的句子；第三句“人不知”后面也省略了宾语，人家不知道什么呢？不是不了解我这个人，而是不知道我在学习和实践“周礼”。于是，她把这段话改译如下： 孔子说：“学习周礼并且不断演习它，不是很愉快的事情吗？这件事情就像好朋友自远方到来一样令人高兴。人家不理解我的所作所为（指学习并演习周礼），我不会因此而懊恼，这不也是君子应该做的吗？” 同样的一部《论语》，在不同的国家里阅读，人们的理解为何有这么大的差异呢？ 我们认为，这里涉及如何理解翻译的性质和文化语境的问题。 翻译究竟是什么？以往的翻译观念，偏重于译者的传达意义的职能。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人们把翻译活动看作一种摹仿，比如把翻译比作临画，比作翻锦绮，看作原作的被动的转移。而这种转移则是以语言文字的变易为基本特征，要求译者恪守一个“信”字，案本而传，不加文饰。中国历代学者为《论语》作注，也是用一种语言符号去解释另一种语言符号，把一种语言文字所包含的信息用另一种语言文字表示出来，实质上也是一种翻译行为。中国历史上为典籍作注释的学者，都是忠实的“译者”。他们善于从文本本身去理解作品的含义，相当于西方“阐释学派”的做法。阐释者以文本为主体，着力发掘文本里的意义。可是，古今的中国读者也有点怪，虽未经过专业训练，却充满着文本的本体论思想，以为注释者言，必为原著者愿。 翻译离不开语境。俄国形式学派的主力学者尤·迪尼亚诺夫曾指出语境对确定词义的规约性。例如：“人”这个词，用在“人是一个多么高贵的字眼！”和“茶房（Μолодой человек），给我一杯茶！”两句里，词义是不同的。这里判断词义的依据是上下文，即语境。 而文化语境是另一个概念，指的是影响话语的生成反过来又为它所影响的总的社会性语言文化情境。在翻译过程中，文化语境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对译者来说，文化语境是双重的，它包含着母语文化语境和译语文化语境。所谓母语文化语境，指译者所生长的国家的文化语境，包括本民族各种相关的语言和社会历史因素如政治、经济、哲学、伦理等；译语文化语境指影响译语的生成、同时又反过来为译语所影响的总的社会历史性的语言情境，包括一定时代所流行的审美观念、欣赏习惯和表达方式。任何译者，无论中国的还是外国的，都在这种双重的文化语境中生存，都不可能摆脱这双重的文化语境的影响。请看译例： Естъ такие мгновения в жизни，такие чувства… На них можно толъко указатъ—и пройти мимо． 译文1： 人生里面有些瞬间，也有些情感……那是我们只能意会，却不可言传的。 译文2： 生活中有这样的一些瞬间，有这样的一些感受……对它们只可以点到为止，而不必刨根问底了。 原作是屠格涅夫的《贵族之家》结尾最后一句话。原作字面意思是：“生活里有那么一些瞬间，那么一些情感，对它们只能指点一下就走开。”两位译者都没有照字面意思译，而是根据这句话在汉语文化语境里的含义做了变通。也许译者不曾想到文化语境，而是凭着审美的直觉在整体中选择了适中的表达。“只能意会却不可言传”、“点到为止”和“不必刨根问底”都带有汉语言文化的色彩，虽与原作拉开一定距离，语气与文体接近汉语文化习惯，但对于原文的形式来说又有某种程度的背离。由此可以看出，文化语境对确定语义的规约力。 中外学者在文本解读上的差异，使我们从中悟出一个道理：文学文本的意思不仅仅存在于文本里，而且存在于读者（译者也是读者）赖以存在的文化语境里。文学文本在一定的文化语境里生成，又在一定的文化语境里被解读，那么，解读者所领会的文本的意义，与他所生长在其中的文化语境有密切的关系。一部文学作品，在母语中生成，又在母语的文化语境里被解读，读者的理解与意会尚且有一定差异，更何况拿到异国去翻译呢。一个文学文本到了外国，解读者变了，文化语境变了，它所蕴涵的意义也随之发生某种程度的“变异”。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学翻译不是原作被动的转移，而是一种由不同的译者主动进行的多视角的文化的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