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10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5242(2000)05-0058-06 一、早期白话—自由诗及诗学主张的“非艺术化”倾向——现代诗学艺术化倾向的发生背景 中国现代白话—自由诗创作是伴随新文化运动和文学革命发展起来的，它实现了诗歌形式的大解放，为中国诗歌发展带来了新的契机。但就在白话—自由诗创作日渐鼎盛之际，其弊端也日益呈现，突出表现为概念化、理念化、过于强调写实和混淆诗与非诗的差别等。造成这种弊病的原因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白话—自由诗的“非艺术化”流弊。鉴于学术界从创作方面探讨这一问题的较多，本文侧重于从诗学理论方面来分析。 中国现代新诗创作从“形式大解放”开始，新诗人们不约而同地流露出厌恶形式的倾向。文学革命的首倡者胡适认为文胜质是旧体诗词的主要缺陷：“近世文人沾沾于声调字句之间，既无高远之理想，又无真挚之情感，文学之衰微，此其大因矣。”[1]这也是新诗创作所要避免的。郭沫若则视形式为诗人的镣铐，在形式方面主张绝对的自由与绝端的自主。[2](P213)另一位新诗人俞平伯也以极端厌恶的语气谈到形式：“我最讨厌的是形式。不但那些音律句法底老谱，叫人皱眉不消说了；就是那些学问上的偶像，所谓‘道气’，当做诗的时候，也恨不得远远请他们去。”[3](P614)宗白华在一封信中也颇为坦率地承认：“……因我从小就厌恶形式方面的艺术主张，明知形式的重要，但总不注意到他。”[4](P240)新诗人们厌弃的“形式”主要是指诗歌创作中的艺术规范与技巧，对形式的排斥已成为初期白话诗坛的一种普遍性倾向。 早期白话诗学有意识排斥“形式化”因素（这里主要是指格律、声韵、节奏等与诗的形式密切相关的因素）的重要原因就在于：早期白话诗人以“情感”为新诗的重心，并且标举“自然”作为评价诗歌的主要标准。 中国诗歌自古就有“诗言志”和“诗缘情”的传统，《诗大序》中的一段话被经常引用：“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蹉叹之；嗟叹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段话旨在说明诗起源于诗人内心的情感冲动，情感在诗的形成过程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在人性发现、情感解放的新思潮背景下，新诗人们高度认同并发展了这个观点。胡适认为情感是文学的灵魂，文学如果没有情感就成了木偶和行尸走肉。[1]康白情把诗看做是主情的文学，诗人则是宇宙的情人。[5]创造社作家对情感的强调更是无以复加。郭沫若把直觉喻为细胞核、情绪喻为诗的原形质的观点最具代表性。成仿吾则把诗人视为感情的宠儿，并且把情感和理智对立起来。“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情感，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观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合，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冲。”[6]可见，在诗的创作中突出情感的重要性是新诗人们的共识。 虽然诗的抒情性并不是新诗人的发明，但早期新诗人对情感的看法与传统的“诗言志”和“诗缘情”观念有一个明显的不同，那就是新诗人更强调情感的原生态与自发性，排斥有意识地对外在形式的追求。他们认为情感的直白宣泄和倾诉本身就是诗，形式自然孕含其中。郭沫若就多次阐述他的“体相如一”的一元论诗歌观念。在他看来，直觉与想像是诗的本体，只要把这些写出来，便“体相兼备”，无需在形式上刻意求工。只要是纯真自然的抒情文字，本身就是优美的形式：“然于自然流露之中，也自有他自然的谐乐，自然的画意存在，因为情绪本身是具有音乐与绘画二作用故。情绪的吕律，情绪的色彩便是诗。诗的文字便是情绪自身的表现（不是用人力去表示情绪的）。我看要到这体相如一的境地时，才有真诗好诗出现。”[2](P213)在评雪莱的诗时，他再次谈到：“……体相不可分——诗的一元论的根本精神确实是亘古不变”[2](P212)。郭沫若认为有“体”自然会有“相”，因此不必着意于“相”，这是他早期诗学主张的一个核心。由以情为主走向对形式规范的有意识抵制对郭沫若来说是一种必然：“抒情的文字，便不采诗形，也不失其为诗。”[2](P211)在他看来，外在形态的追求纯粹是多余的。需要说明的是，郭沫若并未取消“形式”，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在他为诗开创的公式中，“形式”也占一席之地： 诗＝（直觉+情调+想像）+适当的文字 他所否认的，是那种把某一特殊的形式如格律视为诗的普遍形式的诗学观念，而强调“形式”更多地是内在性而非外在性因素。他提出了“内在韵律”（Zntrinsic Phythm，或无形律）的见解，这种内在律和注意平上去入、高下抑扬、强弱长短、宫商徵羽的外在律不同，它指的是顺应情绪的自然消涨而形成的音律，这种音律绝少带有人工的因素：“诗应该是纯粹的内在律，表示它的工具用外在律也可，便不用外在律，也正是裸体的美人。”[2](P201)“内在律”和“体相如一”论的实质是相同的，都反映了郭沫若强调“自然”而排斥有意识的人工雕琢的见解。 郭沫若的这种观念在当时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新诗元老之一的俞平伯也认为只要有了真纯自然的动机，自会有体相兼备的诗：“我认为诗律既不难，而且有很精严的规则——自然的法则——存在，但是我们却不要管它，不要有意地遵守它，只乘着‘兴会’做我们底诗，它自会如形影的来符合我们。换句话说，人底盛兴和谐律底盛兴是相伴着而同源的，我们不愁有好诗而没有好的调子啊！”[7]总之，在新诗人们看来，形式只是附着于感情之上的伴生物，有意识地追求形式的完美是不足取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