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前，鲁迅写下了名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主张痛打落水狗，提出“现在还不能一味‘费厄’”，高张了一面战斗的旗帜。 对鲁迅的不实行“费厄泼赖”，誓与黑暗势力作斗争的行为，七十年后自也不妨有些新的不同见解。但有一条可以肯定，那就是鲁迅的诚实坦率。倘若鲁迅实际上主张战斗，却又声称信奉“费厄泼赖”，那就不免有些滑稽，成为假药假酒制造者的同道了。 七十年后，文坛大腕王蒙先生果然来了个反其道而行之，宣布“我提倡费厄泼赖，不相信鲁迅的原意是让人们无止无休地残酷斗争下去”。（《我的处世哲学》）他洋洋洒洒地阐释了自己的费厄泼赖精神，什么不要“动不动把自己树为正义一方，把对方扣成错误乃至敌对一方，动不动想搞大批判骂倒对方”，什么“不要搞排他，不要动不动视不同于自己的为异端”，什么“可以党同，慎于或不要伐异。最好是党同喜异，党同学异。”如此等等，不一而足。俨然是一位空前绝后的费厄泼赖大师。 兴许一些人会认为，王蒙的费厄泼赖主义是合乎潮流的，为营造祥和、稳定、务实的社会氛围所必需。可是，随便翻翻王蒙先生在各种场合下的文字，不禁使人愕然，原来他的所谓“费厄泼赖”主义，也是经不起“质量万里行”的，所谓“慎于或不要伐异”，只是“大胆伐异，无休无止伐异”的另一说法而已。 为了不至于被说成是“诬陷”，这里自然需要提供若干真凭实据： 1993年12月，王蒙在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时，将批评他的小说《坚硬的稀粥》的人称为“有着非常、比较凶险的目的”的的人； 差不多与此同时，王蒙在台湾发表演讲，抨击中国大陆有人“把作家捧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然后却又回头来要求作家的灵魂是否清洁”； 1993年初，王蒙在《躲避崇高》一文中，在为王朔的“与文学的崇高不搭界。与主旋律不搭界，与任何一篇社论不搭界”拍手叫好时，顺手又拖出一个靶子，“一些不断地对新时期的文学进行惊人的反思、发出严正警告，声称要给文艺这个重灾区救灾的自以为是掌舵掌盘的人士面对小小的火火的王朔……颇显出了几分尴尬”； 1994年，王蒙在《人文精神问题偶感》一文中，抨击对王朔有所批评的人是“太缺乏人文精神太专制也太教条”，是“潜意识中的文化专制主义”，讽刺挖苦所谓的“大批判手们”只要一听到强调精神，就“兴奋异常地把尘封不久的棍子帽子和抓辫子的手段祭起来”； 1995年初，在《沪上思絮录》中，王蒙指责有人“乃至用一种下流的语言不分青红皂白地说什么名家写了小文章就是乱打喷嚏”，是“企图吐一通口水就给自己够也够不着的众名家抹黑”，“以为到处吐口水便能树立一点什么形象”…… 白纸黑字的证据表明，王蒙的“提倡费厄泼赖”是假，无休无止的进行斗争才是真。所谓“在一个刀光剑影，尔虞我诈，艰难困苦，积怨重重的世界里，我的原则是太窝囊了”之说，实在是过份的谦虚。从连无名小辈也不放过甚至恶语相加这一点而论，王蒙的反费厄泼赖精神，或者说刻薄，并不亚于鲁迅。 当然，王蒙的假费厄泼赖与鲁迅的反费厄泼赖，不只是招牌有真伪之分，内容与方式上也大不一样。 当年，鲁迅对一切封建遗老遗少、资本家的乏走狗，帝国主义及其帮凶、西崽、堕落文人，进行了毫不留情的斗争，而王蒙是绝不让自己的笔去碰这些脏物的。他可以非常“费厄泼赖”地认为，“难道痞子就没有可以同情与需要理解之处吗？”对受到大众和知识界猛烈抨击的《废都》，王蒙也巧妙地借外国人的口说，“美国的有些汉学家也读了这本书，认为不错。”因而“我个人主张，在文学和性的这个问题上，可以用一种更冷静的态度，就是比较客观的来分析一个作品，它在文学上的成败和得失，而不以它有没有性描写为标准。”对这些脏物，王蒙是真费厄泼赖的。与污浊“党同”，必然使文学园地瘴气冲天，流传遍地。难怪张承志痛心疾首地认为，当今文坛缺乏鲁迅这样的“文化重镇”，所以无耻者敢于肆无忌惮！ 王蒙“伐异”的对象，主要是所谓的“大批判手们”、“棍子们”。这并不是指当年的“四人帮”，而是指在改革开放时期仍然讲社会主义的主旋律，讲反对帝国主义的“和平演变”，讲崇高，讲不能抛弃阶级分析的人们。自然，所有对王蒙及其作品表示了异议的人们，也都被归入了这一类。 当然，搞“左”的一套，搞以阶级斗争为纲，反对改革开放，这是逆历史潮流而动，不得人心的。王蒙如果真心与之进行斗争，那自然是会受到群众赞扬的，何必用“费厄泼赖”来掩饰？难道此中还有什么难言之隐吗？！ 王蒙的战法与鲁迅的战法迥异。鲁迅坚持战斗，战法光明正大，欲批评张三李四，总是用其原话，交代出处，毫不含糊。而王蒙从不如此，他只是说些影影绰绰的话，把抽象的敌手涂抹成青面獠牙的厉鬼，然后置之于死地。这种战法，痛快是痛快，可是眼明的读者会问，到底谁是“大批判手”，那些可恶的言行见之于何处呢？既真要“费厄泼赖”，就一切都不必再说；既真要斗争，就要指名道姓，明明白白地斗，这难道不是一件很简单的事吗？ 以王蒙之聪明，绝不至于自己跟自己撞车了还不知道。或许，以为靠“费厄泼赖”之说可以博得开明、宽容、开放之美名，可骨子里的爱憎之情又屡屡出来“党同伐异”，欲立牌坊又要干牌坊所不许之事，实在也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