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年代以后，西方学界出版了一批研究中介媒介的著作，它们的作者大都是民俗学者，也有一些人类学者。这些著作探讨民间口头文艺如何变成自我表现和社会认同的理论，也探讨这类符号性语言的表演意义，如讨论身体运动和表演空间所创造的表演语言的含义，以及这类象征性语言与口头叙事之间的联系等。这方面的研究，也被称为中介媒介的研究，它大致囊括了对各种处于中介地带的符号性行为的意义的揭示。 一、“突破”表演 民众文艺的表演，很多属于娱乐性质的演出。二战以后，民俗学和人类学的研究，逐渐转向后殖民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的视角，重视对各类社会文化中的反强权文化的考察，于是把以往当做视听娱乐看待的通俗文化，也纳入了研究范畴，注意到它们在实际演出中，往往能够传达本民族呼吁独立的声音，具有表达反抗意识的特殊功能。 我们从西方现代学术史的发展看，这是一种积极调整学科意识的结果。而西方学者自己又何尝没有感觉到这一点？因此，他们把对这种中下层文化表演的研究，叫做“表演的突破（Famell,1995）”。 这方面的主要著作有：布拉金（John Blacking ）的《南非黑人音乐中的政治的和音乐的自由》，席戈尔（Anthony Seeger）的《斗争的音乐》，斯高特（Jeremy.C.Scott）的《支配和反抗的艺术》，卡波（Adrienne Kaepper）的《探戈舞的社会结构》和法耐尔（Brenda Famell）的《“你知道我的意思吗？”：平原印第安人的标志语和行为的具体化符号》等。归纳起来，它们集中阐释了三个问题。 （一）什么是中介媒介 学者们指出，中介媒介， 指在“说者和听者二元一体化（speaker-hearer dyad,or SH,or SH dyad）”的语境中， 能够起到沟通作用的各种符号性的语意成分。它是一个“以沟通为核心”的术语，同时支配着语言和社会的两个方面，是一种带有强制性包围特点的行为语意复合体。 80年代以前，学界通常所说的“媒介”一词，指的是一定距离内进行的书面交流和电化技术交流所使用的手段或工具的名称。照此推理，开口讲话这一行为就和媒介搭不上钩了，因为，按照传统看法，说者和听者双方同时共处于一个合作理解的环境中，已经构成了面对面的相互关系，彼此的距离消失，所以也就用不着媒介来传递发送和接受之类的消息了。 80年代以后，学者们通过研究指出，探讨说者与听者之间的联系问题，其实存在着许多困惑，这是由口头语言交流中发生的听说互相影响的事实带来的。两者中间隐藏着一个相当广大的社会信息空间，过去却被学者忽略了。这个社会信息空间的主要特点是：服务于民间社会的实际生活；依赖应用口语工作；在听者与说者之间进行沟通时，通过彼此提供信息，对双方的亲密关系不断加以确认和再确认。它还能够组织文化、设计项目、乃至借助节目主持人（报幕人）的个人魅力、体语、灵媒空间，以及做田野的学者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关系等多元因素，组成“事件平台”，建立起“面对面”熟人社会的文化脉络。这一切，就是学者们所说的中介媒介。 中介媒介术语的确立，可以帮助学者从社会的、二元一体的、面对面的口语文化相互影响的视角，深入地研究表演理论；它还有益于学者进一步建立说者与听者（SH）二元一体化的文化结构模型（Bauman,1995）。 （二）个体人类学 一些西方学者认为，中介媒介的研究，为填平隔离社会与个人文化之间的鸿沟架设了一座桥梁。这种学术发现，得益于个体人类学的启发。 英国人类学者珀库克（David Pocock），较早地提出了个体人类学的概念。他说，有两个前提促成了个体人类学的成立，第一个前提是从前人类学的联想启发式工作法。这种方法要求学者“把被研究对象的经历变成自己的经历”，实际上是把自己置于十分危险的对象化境地。因为它把对学者地位的假设，也一并加到了对象的身上，这无异等于加重了对方文化的份量；它还对学者以不自觉的主观想象代替对对方文化的描述进行了误导，结果反而带来学者的研究与异文化社会之间的疏离感。 另一个前提是个人知识理论的发展。 个人知识的理论由波拉尼（Michael Polanyi）于1958年始倡， 它批评了人类学者中一度舍我求他的极端追求客观化的学风，而提醒学者万勿忘记对客体本身的知识的研究。学者的理论和方法可能千差万别、有效无效，但无论如何，都与对方文化的知识处于两个层面上。因此，他主张，面对认识对方文化的学术目标，学者应该忽略这种对田野作业中的学者方法适用面的讨论，而主要是通过学者与异文化客体成员建立起来亲密的关系，来达到了解对方文化知识的目的。按照波拉尼的思路，30年后，当代美国人类学家贺兹兰德（Micheal Herzland）成为推进个体人类学，并使之走向成熟的重要学者。珀库克说，今天看来，波拉尼关于学者作用的说法，好象有点走火，但他首次提出了“个人知识”这个术语，使后来的学者受益非浅，仅此一点，他的学术功劳就不小。 那么，个体人类学的核心思想是什么呢？西方学者在有关著作中指出，从一种可信赖和可操作的理论结构来考虑，个体人类学的目标，是在学者对自身的想象和对对方的估价都可能出现的冒险之处进行了某种限定。它特别要摒弃学者自认为比民众聪明能干，从而自告奋勇地、兴高采烈地充任民众代言人的倾向。它申明，在人类学者的工作中，发生可能性的错误，是接近对方的真实文化的必要过程。那些冒充能干的对方文化代言人的行为，只会导致学者认识的变形，以及把这种变形还貌似合理地归咎于归纳事物普遍性的哲学意图。个体人类学强调，由学者个人的理解误差所推导出来的对象文化的普遍性，与端正学者认识自己和认识对方的态度而求得的对象文化的普遍性，是两码事。而为了达到每位学者其实都想要达到的理解对方文化的目标，个体人类学要求学者对自己的研究成果的科学价值的预想，不应该是与他人的成果彼此错出的，相反，却应该是遥相呼应的、或相互补充的。总之，矫正学者的个人视角和尊重对方文化的个人知识，就有希望发现对方文化的普通性特征，并提高学者的研究质量。（Pocock,197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