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五四”时代开始，起源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便同现实主义文学运动一道输入中国文坛。但由于启蒙主义的社会需求所决定，现实主义以其深沉的历史厚重感和强烈的文化批判意识，逐渐被人们认定为近百年来中国文学发展的主流性思潮，而浪漫主义的潜质与影响，则被人为地忽视。实际上，只要我们稍加分析就不难发现，每在重要的历史转折关头，总是浪漫主义以其理想主义的激情因素和富于创造性的艺术魅力，激活着沉闷而压抑的中国文坛并赋予它全新的文学形象。仅就启蒙、反叛、个性解放等现代意识的传播而言，浪漫主义的历史功绩也决不亚于现实主义。故在20世纪的中国文学发展史上，浪漫主义是一种极为重要的文学现象。但同时，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因其缺乏必要的背景文化和哲学基础，缺乏独立的思想品性与明确的理想追求，一直又处于一种不成熟、不稳定的状态；它总是以强烈的扩张形态向现实主义或现代主义发散浸透，并最终走向了理性主义的英雄神话，从而造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运动的交融性和复杂性。重新反省百年中国文学的浪漫主义运动并对其做出符合逻辑的理性解释，是我们准确把握和理解20世纪中国文学史的一个必要的前提条件。 1 全面考察中国现代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我们首先不能不提及后来成为现实主义文学大师的鲁迅先生。早在本世纪初叶，鲁迅便在《摩罗诗力说》一文中，详细介绍了18世纪盛行于西方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并对其思想艺术特征做了极为精彩的点评。鲁迅认为，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精神实质，是“去其面具，诚心以思”，其“立意在反抗，指归在动作”。由于浪漫主义作家本身具有强烈的反叛意识和先锋意识，他们“大都不为顺世和乐之音，动吭一呼，闻者兴起，争天拒俗，而精神复深感后世人心，绵延至于无已”，最终达于“以起其国人之新生，而大其国于天下”的社会变革目的。鲁迅在介绍西方浪漫主义文学的同时，也真诚地呼唤中国精神界之战士的出现，并寄希望于他们能“别求新声于异邦”，掀起一场属于中国自己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鲁迅之所以极力推崇浪漫主义，是因为他对中国文坛暮气横秋、“污如死海”的现状深感不满。在他看来，中国文学泥古太久积重难返，必须经历一场轰轰烈烈的浪漫主义文学运动，借助西方的现代意识与反叛精神彻底冲刷掉其历史污垢，否则中国文学绝无更新前行的可能（鲁迅后来虽然没有成为中国现代浪漫主义运动的倡导者，但他创作中所表现出的浪漫主义情愫，无疑与他早年受西方浪漫主义文学思潮的影响有着直接的关系）。应该说，鲁迅对于中国文学未来的发展趋势，做了一个非常准确的预测。我们不妨回溯一下历史：“五四”文学革命的发动，起始并没有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尽管刘半农和钱玄同上演了一出“双簧戏”，其实际收效也不是很大。胡适的白话诗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其本意是带有新文学创作的示范效应，但却未能打破当时文坛的沉闷气氛。然而，自从郭沫若以及后来“创造社”的其他成员杀入“五四”文坛，局面才开始发生根本的改观。郭沫若的一曲《女神》，虽辞气浮露笔无藏锋过分张扬，但却以其狂飙突进的恢弘气势与反叛传统的时代精神，以其放纵个性的自我表现和丰富充沛的艺术激情，极大地激活了“五四”文坛的人气，点燃了青年一代个性解放的狂热情绪，不仅推动了新文学运动的顺利展开，而且也促进了思想界的空前活跃。 在西方文学的发展史上，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是两个不同历史阶段的文学运动。浪漫主义是前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使命是反封建反传统，主张回归自然，以情感的放纵代替理智的思考，以个性的解放蔑视教会的权威。而现实主义则是工业文明的产物，它的宗旨是以强烈的社会批判性，对工业文明持否定态度，对人性“异化”及人性丑恶现象给予无情地揭露。现实主义已不再像浪漫主义那样，对未来充满着乐观向上的理想主义态度，它对人性全面而深刻的理性反思，为现代主义文学走向人类的精神世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五四”文学革命的主观目的，诚如陈独秀所断言的那样，是告别中国文学的古典主义时代，开启它的现实主义时代。可事实上，这种转型过程并不是那么简单。由于中国社会缺乏工业文明的背景文化，没有经过人文主义启蒙运动彻底地精神洗礼，现实主义运动的展开，就不可能是以人性自省的社会批判为己任，而只能是以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以人为本思想的确立，来满足启蒙主义的客观要求。中西方现实主义运动的巨大差异，无疑为浪漫主义的同时介入，提供了生存发展的良好机遇。换句话说，“五四”新文学的人文主义启蒙精神，更适合于浪漫主义运动的发育成长。所以梁实秋认为，“五四”时代的新文学运动，“到处弥漫着抒情主义”的气氛，“无论是散文，或是韵文，无论其为记述，或是描写，到处情感横溢”，故其浪漫主义的成分要远大于现实主义的成分（注：《现代中国文学之浪漫的趋势》，载《梁实秋批评文集》，珠海出版社1998年10月版。）。梁实秋的见解不无道理。其实包括鲁迅与“文学研究会”在内的现实主义作家，他们的文学创作都明显注入了浪漫主义的情感因素。郁达夫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写实主义为基础，更加上一层浪漫主义的新味和殉情主义的情调。”（注：《文学概说》，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 花城出版社1991年5月版。）如谢冰心、许地山、王统照、 黄庐隐等人小说的浪漫主义倾向，已得到学术界的普遍公认；鲁迅的许多小说如《故乡》、《祝福》、《伤逝》等以及他的杂文和散文诗所表现出的某些浪漫主义特征，也越来越引起研究者的重视。正是因为浪漫主义的积极参与，从而极大地丰富了中国现实主义文学运动的思想内涵和表现形式，并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后来中国文学发展的独特模式。 “五四”新文学对于浪漫主义的看重和接纳，并不是少数作家的个人行为，而是社会转型的必然选择。“创造社”成员郑伯奇就曾说过：“我们的时代，是苦闷的时代，是激动的时代，是抗争的时代，是呐喊的时代。”（注：《〈寒灰集〉批评》，转引自许道明著《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第237页，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年9月版。）启蒙主义、反叛传统、个性解放等浪漫主义运动的精神实质，完全迎合了时代变革的实际需求，其强劲的人文意识一旦与思想解放运动相结合，便会对现实生活产生最为直接且极具冲击力的巨大影响。鲁迅小说的思想内涵，要比郭沫若的诗歌深刻得多，但其对当时躁动不安的社会的正面效应却是滞后性的（人们对于鲁迅作品的全面认识有一个过程，随着时间距离的拉开，人们的认识也愈发深刻，其社会价值和对中国现代文化的导向性作用才逐渐显现出来），远不如郭沫若的诗歌来得快捷、来得猛烈（宗白华、艾青、臧克家等众多后起的作家在谈到他们所受“五四”新文学的影响时，首先提及且印象最深的都是郭沫若和他的《女神》）。因为说到底，“五四”新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终究是以青年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思想解放运动；虽然“现代的青年总有些好异、反抗、易厌、情热、疯狂，及其它的种种特征”（注：郁达夫：《文艺鉴赏上偏爱之价值》，载《郁达夫文集》第5卷。），但他们思维敏锐富有激情， 容易接受新事物，敢于反叛传统。当由青年作家群体率先亮出革命的大旗，他们首先需要的并不是对传统文化的理性反思（他们在当时不可能达到像鲁迅那样成熟而思想深刻），而是需要寻找突破口，尽情发泄长期遭到压制束缚的个性意识和不满情绪。于是郭沫若的《女神》与郁达夫的感伤浪漫主义小说，便从两个不同的侧面，反映了青年人的主观愿望，代表了那个时代发自灵魂深处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