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持人：薛 毅 参加者：金定海 詹丹 时 间：1995年5月 地点：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 薛毅：九十年代的知识分子受到了一种无形而又巨大的力量的挑战，在这种挑战面前，知识分子多少有点窘迫、慌乱和失态。如何认识和把握这种巨大的力量实际上是非常关键的。人们有时将它描述为世欲，有时描述为市场经济的冲击，有时描述为黑格尔式的历史发展中的恶的力量。这种整体性很强的描述方式一下子使知识分子陷入到历史悲观主义的境地之中，因为知识分子在此构想出了一种异己的总体的历史力量。它排斥了知识分子参与历史的可能性。它又与专制主义不同，它不是将要被淘汰和应该被淘汰的，而是代表未来的又很难阻挡的。知识分子将信仰被毁坏、良心被淹没、道德被拆解、精神被驱逐的事实，归因于这一总体力量的冲击，它是恶，是对金钱的贪婪追求，是对物质的享受欲望。有一位作家由此发出沉重的感叹：现在是人民堕落的时代。抵抗这一潮流，不为物质主义所屈服的知识分子坚守着精神的立场并持续地发出激烈的抗世之声。但是，对于另一类知识分子而言，历史的进程并不如此悲观，新的力量的登场和旧有的理想主义的消亡是一种必然的趋势，许多知识分子面对现实而产生了困惑，恰好表明历史在发生一种彻底的转型，这种转型甚至可以被描述为进入“后现代”社会，而知识分子在后现代状况中再坚持原有的精神立场则完全不合时宜，再发出激昂的声音则成了堂·吉诃德式的狂吼。 一旦将异己的力量整合成为一种总体的历史力量，那时，知识分子只能在要么抵抗要么接受之间进行选择。但是，很明显，任何一种选择却非常可疑。从历史上看，八十年代知识分子构建一个新的理想国的神圣使命是以拒绝日常的世俗经验为特色的。他们所制造出的诸如个性、自由、爱情等等语词往往充满了理想光环而没有明确的所指，其意义非常模糊，世俗经验因为缺少神圣性而不能合法地进入到这些语词之中。如果坚持一种精神立场的前提是拒绝世俗，是为了与世俗为敌，则精神处于凌空蹈虚的状态。但是，抛弃精神立场而认同这种历史的总体力量可能更叫人担忧，它不但中止了知识分子对当下现实的批判能力，而且可能斩断知识分子与精神、价值、正义之间的联系，似乎那一切只是旧时代遗老遗少们所讲的话语。——这种两难选择的起因是知识分子对历史总体力量的想象。如果我们能从中分解出一个个具体的对象，那么，我们可能不再有必要构造出精英/世俗、精神/物质之间的二元对立，并重新确立批判的对象。在一次会议上，我为此而提出了“市民意识形态”的概念。市民社会与市民意识形态二者是可以区分的，后者伴随着市民社会的兴起而诞生和发展，并有效地确立了关于市民社会的想象关系。但是，市民意识形态并不是由市民制造出来的，而是由市民之外的一些人制造出来的，对于目前我们这个社会而言，最有效地制造市民意识形态的是在所谓大众传媒中活跃的一批知识分子。 詹丹：区分市民社会和市民意识形态非常重要。市民当然是有意识的，这种意识存于日常生活之中，它是片断的、零散的。市民意识形态当然不会无视这种市民意识的存在，它也努力将这种零散的、片断的意识系统化，从而制造出一种比较完整的意识形态。但制造以后已然不再是原有的市民意识了。可以举晚明为例，冯梦龙所整理的小说一般被确认为体现了市民意识，具有反封建意义，但冯梦龙的小说与其说体现了市民意识，不如说改造了市民意识。也就是说，这里面有冯梦龙作为一个知识分子的立场。所以，那些似乎体现了反封建的市民意识的小说在结局上总是与封建意识达成妥协。冯梦龙这样就把本来可能相对抗、相反的意识调和起来。我们不能模糊市民意识和知识分子行为之间的差异。 薛毅：我们的社会前后有过两次重大的冲击：第一次是个体业主，是先富起来的一部分人；第二次是外资的引入，吸引了又一部分人离开原有的体制，找到了另一条生活之路。这强有力地改变了市民的价值观念、生活观念，它与原有的那种意识形态的距离越来越远了，出现了一种意识形态的真空地带，这个地带就由市民意识形态来填补。 詹丹：市民与村民不同，村民是一种群体性的存在，以血缘关系聚合在一起，有其公共空间，也有公共的话语空间。而市民则是被分割开来的，市民缺少一个稳定而强有力的公共空间，市民当然也追求公共空间，但它并不稳定。一旦大众传媒进入到市民的每一个家庭之中，过去的种种公共空间马上自行消失。现在，只有大众传媒才是市民唯一有效的公共空间，它取代了其它一切，这样，市民的自发的意识和话语相对于这个公共空间倒成了边缘性的存在，它散落在城市的角落里，不能为他人所倾听，在交往上出现了极大的困难，传媒成了市民唯一的有效的交往的空间。所以，传媒能最大程度地掌握、选择、修改市民的意识和话语，将它转化为传媒的话语。 金定海：所谓市民意识形态就是由知识分子通过传媒加置于市民社会之上的公共话语。我们听不到市民的声音，市民是无言的存在，听到的就是这类公共话语。因此，我们也就很容易将这类公共话语当成市民的话语。传媒总在制造一种错觉，它似乎成了市民直接登场的舞台。市民可以打电话到电台，直接与主持人对话，也可以在电视中亮相。但这是受传媒控制的，打电话的受制于电话编辑，上电视的受制于导演。传媒已经规定了市民什么可以说，什么不能说。所以，市民一旦“真实”地出现在传媒上就变得非常空洞。屏幕上的市民在导演支配下几近于小丑，只配像考生一样回答胡乱设计的问题，答对的高高兴兴地得奖，答错的高高兴兴地受罚。在我们这个城市的电台夜话里，市民只是一些被爱情搞得伤心透顶的需要主持人安慰和指导的少男少女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