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6201(2000)05-0017-05 1916年底，在美国留学的胡适，将其《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寄给了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发表在第2卷5期上。接着，陈独秀在下一期刊出了自己撰写的《文学革命论》进行声援。翌年，1919年5月，鲁迅又在该刊第4卷5期发表了《狂人日记》。于是，中国现代文学迈出了艰辛的第一步。 这难免不使人想到，此事是否在三人的周密策划下进行的？实则不然，如同其它许多改革运动一样，它也是许多偶然的巧合。鲁迅在《呐喊·自序》中云，当初他对《新青年》所倡导的“文学革命”是持怀疑态度的，他是受了钱玄同的劝说，才动手写《狂人日记》的。同样，陈独秀与胡适二人也是不约而同的。个中原委，拙文拟详加陈说，并就《文学改良刍议》之产生、特征及在中国所引起的反响略作论述。 一、与陈独秀的接触 1916年3月3日，胡适曾给陈独秀写过一封关于翻译的信，也开始了两人关系的探讨。溯源应从此信说起。胡适在信中道：虽然翻译西方名著是新文学创造中不可缺少的，但应对作品进行严格选择，要选择一些与中国人心理相近的好作品。他指出，《新青年》（时名《青年杂志》）第1卷2期上连载的《意中人》并无翻译价值，他把自己据美译本翻译的俄国小说《决斗》同时寄给了陈独秀。后来，译作及信函一并刊于《新青年》第2卷1期。 胡适于辛亥革命的前一年(1910年8月）离开中国，此前是否有过与陈独秀接触的经历尚不能定论。但我们可以肯定，陈独秀作为他的安徽省的同乡，他是早就对其有所注意了。在《新青年》创刊的初期，他就对该刊的未来表现出极大的关心。 同年8月21日，胡适给陈独秀又写了一封信。信中已提到后来作为《文学改良刍议》基本精神的“八事”。该信后来刊到1916年10月1日发行的《新青年》第2卷2期上。 陈独秀在10月1日的复信中，对“八事”的精神表示热烈赞同。可以想象，这会给胡适带来多大的鼓舞，其后不久，胡便寄出了《文学改良刍议》的文稿。这在他的12月26日的《留学日记》中有明确记载：“近作数文，记其目如下：一、《文学改良刍议》（寄《新青年》）。……”综上所述，将《文学改良刍议》刊登在《新青年》上，使之面世的确乎是陈独秀其人；但不能由此便断言，惟陈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最先发动者，因为就在两人仅限于书信往还的阶段，胡适关于文学改良的构想即已成型了。 二、留美体验 那么，《文学改良刍议》的构思是如何形成的呢？ 其中之原委，胡适在自传性著作《逼上梁山》中有详细记述。我们从中了解到，在留美期内的1915年夏天，东美的华人留学生成立了一个“文学科学研究部”(Institute of Arte and Sciences)，并召开了年会。发言者有赵元任和胡适二人，他们都是1910年赴美的同届留学生。 赵元任发言的题目是《吾国文字能否采用字母制及其进行方法》，胡适的题目是《如何可使吾国文言易于教授》，赵元任就国语罗马字化的可能性作了论说，胡适就文言教授问题作了论述。胡文之主旨，我们从其《留学日记》中，可归纳为如下几点：1.现阶段文言乃全国唯一通用书面语，终不可废置。2.汉字乃视觉文字，仅凭朗诵不能全面理解其意。3.教授半死的文字（视觉语言—文言），应废弃以诵为中心的方法，先行译为活文字（听觉语言—白话），再行教授。此外文章还有很多论述，而按作者主旨，纳其要者，大致为以上三点。 当时，将北京语音作为普通话的标准音，尚未被世人所认同。赵元任生于天津，精通北京话，是位有天生语感的语言学家。年会之后，他即埋头于以北京语音为基础的汉语拼音化工作。然而，如果让胡适与之同行，似乎就不那么容易了。胡适出生于安徽，从广义上说，安徽亦属北方官话区，但安徽话与北京话却有不少分歧。而且，同许多外地出生的读书人一样，胡适年轻的时候，也并不热心于北京话的学习，这从他1914年7月4日的《留学日记》中便可窥知： 音韵之不讲也久矣。吾辈少时各从乡土之音，及壮，读书但求通其意而已，音读遂不复注意，今虽知其弊，而先入为主，不易改变。甚矣，此事之为今日先务也。 彼时，乡音各异的仁人志士们欲靠口语交流，恐怕要比我们今天所想象的还要难。他们为了让对方理解自己所要表达的意思，却不得不常常借助英语，当年他们在年会上发言，用的就是英语。 胡适关注语音的统一问题，始于留学时代，受赵元任影响非浅。然而，他虽对赵元任的主张深表敬意，却并未介入文字拼音化工作，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更为有意思的是，那一时期，胡适非但没有提倡白话文，反而还充分肯定了文言文存在的意义。那么，究竟是何原因，使他其后突然转变态度，提倡起白话文的呢？ 三、文学革命的开端 胡适的转变，是从他把文言说成是“半死的文字”开始的。那个夏天，胡适同其他同学在东美的绮色佳度假，谈议中，他成了朋友们攻击的对象。其详情他在《逼上梁山》中是这样记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