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0-0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326(2013)11-0128-07 在20世纪的西语学界中，以理论为核心，以与之密切关联的“家族概念”(文学理论、文化理论、理论之后、后理论等)为支撑，从而发生的一系列理论意义的转换和演变，大概是20世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里最有深意的一场文化运动，也是至今仍未完成的一项涉及文学与文化之复杂关系的宏伟规划。这项运动或规划不仅在宏观的层面上带出了文化的建构与反建构的问题，也即人类对文化建构本身的反思与自省、解构与重建、认同与区分的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它还在一个微观的层面上引出人文学科领域内的学者对文学理论的省察和批判问题。因为在20世纪关于理论名称的所有争论背后，最基本也最具体的概念就是文学理论。无论是提出“文学理论被理论取代”、“大理论异军突起”的伊格尔顿，还是哀悼“理论终结”的杰姆逊，甚至包括断言“大理论死亡”、“后理论登场”的乔纳森·卡勒，都非常重视对文学理论的讨论。 在当代中国文学理论的研究和建构过程中，我们不缺乏西方的理论资源和中国的历史及文学史经验，但我们缺乏对西方文化和文明的体认，以及对中国历史经验的抽象化和理论化。而前者恰恰是西方文学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土壤，后者则决定着当代中国学的架构和未来发展。因此，我们不仅要尽可能深入和全面地掌握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文化资源，借助历史学、社会学的研究方法和研究成果，来补养我们对中国历史(而不仅仅只是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批评史或中国学术史)的无知，校正我们对中国历史的误解和曲解；而且更重要的是，在这个基础上，我们要培养一种世界意识，要有把我们的文化活动和学术实践加以理论化的意识。在过去的20年中，中国文化研究多注重文化发展战略研究和现象研究，文学理论研究也多偏向于对西方文学理论的引荐、讨论以及对本土文学现象和作品的批评，相比而言，文学建构理论研究却较为薄弱，理论及传统理论范式的现实功效也越来越令人怀疑。“理论的焦虑”已不再是某个学者的情绪问题，“范式的危机”也已逐渐从社会科学领域侵入到人文学科，因为没有跨文化、文史兼顾的比较意识，更缺乏对当代中国文学理论及文化发展之理论范式的整理反思，人文缺失已成为亟待关注和解决的社会问题。我们感到，学术研究有必要加强文化建构的理性思考，有必要对基本的文学理论范式进行梳理和反思。 一、理论准备：范式 范式(paradigm)是美国科学史学家库恩(T.S.Kuhn)1962年在其重要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提出的核心概念。库恩认为，范式是一个与常规科学密切相关的术语，范式就是“公认的科学成就”，它必须具备两个特征或要素：其一，这些成就“空前地吸引一批坚定的拥护者，使他们脱离科学活动的其他竞争模式”；其二，“这些成就又足以无限制地为重新组成的一批实践者留下有待解决的种种问题”。[1] 范式一定要能够提供问题和解答，但这个因库恩的使用而变得含混模糊的概念也因此歧义丛生。1969年，应《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日文版出版和英文版再版的需求，库恩写了一篇专谈范式的后记，纠正了1962年初次提出范式概念时的一些错误和偏颇，比较完整地描述了“何为范式”以及“范式对于科学研究的意义”等问题。库恩解释道，“范式就是共有的范例”，“‘范式’一词有两种意义不同的使用方式。一方面，它代表着一个特定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等等构成的整体。另一方面，它指谓着那个整体的一种元素，即具体的谜题解答；把它们当作模型和范例，可以取代明确的规则以作为常规科学中其他谜题解答的基础。”[2]这看起来像是一种循环论证——范式为一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所共有，而这个科学共同体的成员必然共同拥有和信任一个范式——但库恩却赋予它无比重大的价值和意义。范式是一种团体的承诺，而范式转换则奠定并推动了科学的革命和发展。正如加拿大的“科学概念史与哲学”教授伊安·哈金在他为《科学革命的结构》一书写的“导读”中所精辟地概括的： 为共同体所接受的科学实践(包括定律、理论、应用、实验和仪器)的例子，提供给他们以模型，以创造一种一贯的传统，并被当作由此构成科学共同体第一要素的承诺。……范式是常规科学不可分割的部分……常规科学以范式为特征，范式规定了共同体所研究的谜题和问题。一切运转良好，直到为范式规定的方式不再能应付一系列的反常现象：由此危机爆发并不断持续，直到一项新的科学成就诞生，重新指导研究，并被奉为新一代的范式。[3] 简单地说，范式既是一种世界观，也是一种方法论，是制约和规范特定的科学家共同体，对其观点、信念和行为方式发挥协调和整合作用的理论体系。对于某一学科而言，范式是框架和视角，是看问题的出发点；而理论则是认识和陈述，是对问题的解释。 “范式”概念一经提出，就立刻成为西方科学、哲学、社会学乃至政治学界的焦点问题，其中，尤以社会学界对范式的论争为烈。社会学理论范式是社会学家对他们的研究主题所表现出来的基本意向和潜在的知识假设，通过有关范式的种种论战，他们试图对社会科学领域的各种流派在“元认知”的层面上进行反省和审视。匈牙利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美国社会学家瑞泽尔、拉里·劳丹、亚历山大、科尔曼、德国哲学家哈贝马斯、法国社会学家福柯、布迪厄、英国社会学家吉登斯等是其代表。范式概念在人文学科中的应用也十分广泛，如科学主义范式、人本主义范式、语言论范式、文化论范式等。“范式”激发和引领了20世纪文化研究的两次转向，代表学者包括英国的维特根斯坦、伊格尔顿、安·杰弗逊、戴维·罗比、拉曼·塞尔登、雷蒙·威廉斯、法国的让-伊夫·塔迪埃、托多罗夫、德国的伽达默尔、美国的詹姆逊、霍米·巴巴、斯皮瓦克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