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批评与思想生成

作 者:

作者简介:
唐诗人,蒋述卓,暨南大学文学院。

原文出处:
文艺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当代文学在很多方面已具有世界性高度,但很多研究者对其价值的评判依旧是保守且有成见的。扭转这种评价,需要强调文化自信。中国的文学理论研究与文学批评实践,必须走出理论自洽状态,从当代文学文本中寻找思想出发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并非文化研究的注脚,而是着力于书写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和精神处境。作为当代文学的核心关注所在,人本身可以成为中国学界建构本土化文学批评话语的根基。建构广阔的文化诗学理论,就是融合多种文学理论和批评话语,关注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并思考作为共同体的人类命运处境。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2019 年 09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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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反思西方文论、建构中国当代文论,这不仅仅是一个学术热点,更是一种现实需求。改革开放四十年来,中国文学,从文学创作到文学批评,经历跨越式发展之后,已经在很多方面有了世界性高度。用曹文轩的话来讲,中国当代文学已经走向了世界,“中国最优秀的文学作品就是国际水准的作品”①。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中国当代的重要作品就屡获国际性文学奖,比如1997年贾平凹《废都》获得法国费米娜外国文学奖、2004年余华获得法兰西文学艺术骑士勋章、2012年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2014年阎连科获得卡夫卡奖、2015年刘慈欣《三体》获得第73届雨果奖最佳长篇小说奖、2016年曹文轩获得国际安徒生奖……这些作家、作品的获奖,从侧面证明了中国作家中国当代文学的世界性高度。当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西方世界对中国文学的认知,还停留在阅读故事、欣赏奇观的层面,并未真正深入到作品的文学性、精神性内容。换句话说,中国作家为当代世界提供的精神作品,还没能对当代世界思想观念的进步和革新发挥足够的影响力。

       缺乏思想原创性,这几乎成了一种流行的对中国当代文学的总体性评价。这里面,我们要反思的,自然可以是当代作品缺乏深度,但也需要反躬自问:当指责当代作家时,我们是以什么样的思维方式在说话?我们自身的批评观念又有多少原创性因素?文学批评家和文学理论家如果无法敞开心扉、放下成见,不能真正去阅读、理解、思考当代作品,无法对这个时代做出自己的判断,又何以能真正领悟当代作品的思想魅力?李敬泽说:“批评家应该是这个时代的文学或者说文化的创造性力量之一,他通过他的批评行为,本身也在探索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学,我们这个时代的言说,我们这个时代的书写可能怎么样,我们的创造性潜力在哪里,我觉得这才是批评家真正应该做的。同时也是对批评家真正的考验。”②文学批评也需要创造性,批评家对当代作家、作品的批评阐释,不能停留在对既有理论概念的套用和检验,也不能满足于通俗易懂的感性鉴赏,更紧迫也更为重要的其实是通过批评来完成思想生产和理论建构。但是,我们当下的文学批评,在思想创造层面不能令人满意,比起当代文学创作来,这种匮乏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

       忽略、欠缺思想创造的当代文学批评,已落后于文学创作,这束缚着人们关于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认可与评价,也影响了中国当代文学在世界文学版图中的位置和声誉。对此,借着总结改革开放四十年发展经验的契机,在检省当代西方文论解释和批评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有效性问题的同时,也需要重新认知中国当代文学批评的思想问题和中国知识体系建设问题。有原创性的文学批评,应该匹配原创性的文学思想,而只有建立在原创性思想基础上的文学理论总结,才会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国当代文论话语建构。

       一、当代文学批评的理论性与思想性

       谈文学批评、文学研究的思想问题,很容易想到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的趋势。李泽厚在1994年致函香港《二十一世纪》杂志时谈道:“90年代学术风尚特征之一是‘思想家淡出,学问家凸显’,陈独秀、胡适、鲁迅等退居二线,王国维、陈寅恪、吴宓等则被抬上了天。”③回望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的确在这条路上愈走愈远。本来,学术和思想是两个不可分离的面向。邓晓芒说:“学术是用来表达思想的,思想没有学术也是不可能深入的。”④葛兆光也指出知识是支撑思想合理性和有效性的,思想话语则是表述人们所掌握的宇宙和社会知识⑤。在80年代,全社会的知识匮乏和思想饥渴,使得各种知识可以迅速转化为思想;而90年代之后,学者、批评家开始专注于知识材料的考辨,或严重或轻微地忽视了文学研究的真正指向——让思想的镜面更好地完成揭示、反射和照亮的功能。

       重视学术是应该的,忽视思想却令人遗憾。20世纪80年代,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都借着解放思想的浪潮,重启了“五四”新文学传统中的启蒙精神和文人意识;同时,也借着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逆反性地走向了现代主义、先锋文学等文学创作上的“向内转”,文学批评也回到了审美批评,重视人的主体性。而90年代以后,市场经济的全面铺开、物质生活的日益丰富,文化生活环境发生巨大变化,文学创作开始分化,进入“无名”时代,而文学批评也分化为学院研究和媒体批评。学院的文学研究囫囵吞枣地经历了“方法热”后,也迫切地要跟世界接轨,迅速转向了文化研究。由此,80年代“向内转”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研究,又开始了一种“向外转”。但是,这个“向外转”并非转到“向内转”之前的那个社会现实层面的“外”,而是转向文学学科之“外”,转向了“大理论”。这是一种学术化思维主导下的、文学理论意义上的“向外转”,使得90年代以来的文学批评越发知识化,逐渐脱离了文学的审美性。很多文学研究者长期浸淫在纯粹理论的推衍中,思维方式被理论、知识束缚,以至丧失了审美感受能力,这样的批评、研究也就无法真正发掘出当代文学作品于文学意义上的思想性。

       可是在西方,无论是注重内部研究的形式主义批评理论,还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开始“向外转”之后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主义、生态主义等,它们之所以兴起,都有着相应的社会历史背景。比如法国的“五月风暴”和后结构主义思潮,西方六七十年代的女权主义运动和女性主义批评,都有着清晰的现实批判性。但这些批判理论进入90年代的中国后,普遍成了纯粹的理论知识,转变为学术研究方法,而所谓的批评实践也是表现为理论内部的思辨,基本上不再真正指向文本之外的社会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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