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6.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90X(2001)03-099-05 本文把戊戌变法失败后由梁启超等人倡导的文学革新思潮称为“前‘五四’新民文学思潮”，较之以往常用的带有政治话语意味的“晚清改良主义文学思潮”或“晚清维新文学思潮”或许要更贴切一些。综观近年来对前“五四”新民文学思潮的研究，从总体上看都是在西方形式主义批评、精神分析批评和各种哲学文化批评对我国文学研究界深刻影响的语境中进行的，因此人们对这一思潮所彰显的文学与历史的深刻关系并未予以足够的重视。实际上，直面严峻的历史语境作出智慧的文学抉择，并在这一抉择中构建一种带有博大之气的文学思想，正是这一思潮献给20世纪中国文学的“奠基礼”。 1 文学可不可以脱离时代？文学应不应该介入历史（现实）？在当下以高谈“解构”为新潮的语境下重提这样一个话题，并不意味着笔者要“不走样”地维护当年那些近乎天条式的文学律令。因为就在关注时代和现实的新民文学思潮勃起于中华民族的艰难时世之时，海宁王观堂（国维）先生就据康德美学思想别调独弹：“美之性质，一言以蔽之，曰：可爱玩而不可利用者是也。”（注：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见《静安文集续编》，商务印书馆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版。）并且观堂先生当年在文坛上也足称一代之翘楚。但不少研究者在论及世纪初中国文学时，往往不约而同地对观堂先生推崇有加，而对与观堂先生超功利的文学观适成对峙之势的新民文学思潮，却吝于作出足够的肯定。如果说只有观堂先生的文学观才是最先进、最“本体”的，何以观堂先生在当时却应者寥寥？如果说新民文学思潮所秉持的文学观是偏于传统、偏于“非文学”的，何以它在当时却风行一时？其实文学可不可以脱离时代，文学应不应该介入历史（现实），并不是多么复杂的理论问题。一般说来，作为决定一个时代文学风貌的属于主流派的文学，是不可以脱离时代，是应该介入历史（现实）的。作为纯粹的个人趣味实验的文学，则不必对时代和现实承担什么责任和义务。更何况，所谓纯粹个人趣味，往往只是表现为对政治尤其是对集团政治的疏离，而不是表现为对时代和现实的漠视。即以王观堂先生为例，他虽然力倡超功利的文学观，但却仍然盛赞元曲“能写当时政治及社会之情状，足以供史家论世之资者不少”（注：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09页。）。因此必欲在观堂先生和新民文学思潮之间轩轾高下只能是自设陷阱。要之，观堂先生之主张超功利和新民文学思潮之主张重功利，都各占文学之一义，都有其特定的美学价值。 新民文学思潮最突出的特征恰恰是对时代和现实的密切关注和介入。它的可贵之处正在于面对艰难时世，或者说，面对当时严峻的历史语境作出了正确的文学抉择。这一抉择既是指向历史干预现实的，又是反诸自身强健文学的。它捍卫和弘扬了文学理应具备的推动历史变革的精神，和观堂先生超功利的文学观分别以不同的理论性格拉开了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现代的沉重序幕。 新民文学思潮所面临的历史语境是众所周知的。一方面是“救亡”与“启蒙”两大时代主题的并置和互用：梁启超当年就曾从“救亡”角度论述过“启蒙”的意义：“今天下莫不忧外患矣，……然则为今日中国计，非必恃一时之贤君相而可以弭乱，亦非望草野一二英雄崛起而可以图成，必其使吾四万万人之民德民智民力，皆可与彼相埒，则外自不能为患，吾何为而患之！”（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07页。）鲁迅也曾从“启蒙”的角度论述过“救亡”的要着：“国人之自觉至，个性张，沙聚之邦，由是转为人国。人国既建，乃始雄厉无前，屹然独见于天下，更何有肤浅凡庸之事物哉？”（注：鲁迅：《文化偏至论》，《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56页。）但是另一方面，“救亡”毕竟是历史最为紧迫的课题，因此“启蒙”在某种意义上又须服从“救亡”的需要。因为20世纪初中国“启蒙”主题的确立不是像西方那样源于“资本”的意欲，而是源于“救亡”的需要。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使“救亡”再次成为重中之重，而“救亡”又因着对清王朝封建政治的失望和在“西学东渐”过程中形成的对西方民主政治的向往而获得新的方略：引进西方的启蒙文化改造国民的精神，进而在中国建设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正是在“救亡”主题的这种召唤下，“启蒙”主题才走上历史的前台。即以梁启超为例，尽管他在《自由书》这类非正式的杂感文中曾表示要使“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这“三大自由，皆备于我”（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207页。），但当他在《新民说》中正式“论自由”时却又这样说：“身与群校，群大身小。诎身伸群，人治之大经也。当其二者不兼之际，……有志之士，其必悴其形焉，困衡其心焉，终身自栖息于不自由之天地，然后能举其所爱之群与国而自由之也明矣。”（注：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显然“救亡”的主题萦绕心际，对“人”的启蒙是有功利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