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中国新文学中的“现实主义情结”

作 者:

作者简介:
殷国明 暨南大学

原文出处:
文艺理论研究

内容提要:


期刊代号:J1
分类名称:文艺理论
复印期号:1995 年 03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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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现实主义流入中国,就开始了有关现实主义的争论。如今,当我们清理和总结新文学传统的时候,发现现实主义已成为文学发展中的一个“情结”,各种文化因素交结在一起,影响着当代中国文学的理论和创作。解开这个情结,似乎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毕竟能够给我们一次重新认识历史的机会。本文就试图在这方面作点尝试。

      一、谁是真正的现实主义?

      即便是在理论上和名义上的被确立,现实主义在中国的命运仍然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因为现实主义和文学上各种形形色色的主义一样,当初都是泊来品。在五四新文学时期,当各种主义和流派进入中国之时,现实主义只是其中的一派,而且并没有太多的作家自称是现实主义或者信奉现实主义,这种情况差不多持续到30年代。在这一时期,也很少人把现实主义看作是唯一的方法或主流,其中包括最早介绍和接受现实主义的陈独秀、茅盾等人,例如,陈独秀1917年提倡新文学,是将“写实文学”和“国民文学”“社会文学”并提的;茅盾在本世纪初介绍现实主义时,也并非是全盘肯定,而是有所针贬的,而且认为“极该提倡”象征主义。①他甚至还提出过:“能帮助新思潮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能引我们到真确人生观的文学该是新浪漫的文学,不是自然主义的文学,所以今后的新文学运动该是新浪漫主义的文学②。

      另外,如果认真分析一下,就会发现,把新文学初期提倡的“为人生”的文学,“人的文学”和“平民文学”等口号和现实主义完全等同起来,也是非常危险的。

      例如,鲁迅是主张“为人生”文学的,他一直坚持反对“为艺术而艺术”的观点,坚持文学应该是战斗的。鲁迅曾明言,自己写小说,就是“想利用它的力量,来改良社会”,他说:“例如,说到‘为什么’做小说罢,我仍抱着十多年前的‘启蒙主义’,以为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变这人生。我深恶先前的称小说为‘闲书’,而且将‘为艺术而艺术’,看作不过是‘消闲’的新式别号。所以我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③。”所以,鲁迅的文学显示出最鲜明的叛逆性、反抗性和战斗性。就这一点来说,鲁迅的“为人生”是和现实主义有相通之处的。但是,相通不能等同于相同。纵观鲁迅的文学活动就能看出,鲁迅的“为人生”主要体现为一种中国知识分子的使命感,渊源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历史精神,并不一定完全符合现实主义文学原则。换句话说,“为人生”的文学并不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或用现实主义方法创作的,它们可以是浪漫主义的、象征主义的、表现主义的或者其它任何主义的;任何文学上的“主义”都可以用来“为人生”,这并不是现实主义的特权。实际上,正象鲁迅早期推崇过浪漫主义,并深受其影响,但是从来没有自称为浪漫主义者一样,鲁迅非常注重介绍和学习欧洲,特别是俄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经验,但是从来没有把自己全然归于现实主义一派,更没有完全按照现实主义创作原则来创作过,相反,鲁迅“为人生”的文学是不拘一格的,它吸收了包括现代主义的各种各样的创作方法,也创造了各种样式的文学作品。

      再比如,1918年周作人发表《人的文学》,对中国新文学产生过巨大的积极的作用。在这篇文章中,他把“人的文学”和19世纪欧洲现实主义文学联系在一起,并指出“人的文学”就是“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后来,这一思想明显地体现在了1921年11月发表的《文学研究会宣言》之中。但是,就此把“人的文学”归之于现实主义仍然是一种削足适履的作法。“人的文学”基于西方的人道主义思想。人道主义在西方本身代表了一种广泛的人文思想潮流,从文艺复兴开始一直贯穿于西方的文化发展中。周作人把它引伸到中国文学中,带有强烈的解放思想和文化启蒙的意味,是和禁锢人心,愚弄民主的封建礼教传统针锋相对的。正是因为这一点,“人的文学”的提出受到了广泛的欢迎,并作为中国新文学发展的一种基本精神延续下来。

      由此可见,现实主义流入中国,并不能包容一切。这种情景不但表现在一般的文学现象之中,而且也表现在中国特殊的文学──革命文学和无产阶级文学的产生和发展中。值得注意的是,中国“革命文学”的产生与现实主义瓜葛不多,相反,倒是与“浪漫主义”有很深的关联。中国最早鼓吹“革命文学”的人,例如郭沫若、成仿吾、蒋光慈等,都属于中国浪漫派或者带有强烈浪漫主义倾向的作家。而且,当时的“革命文学”倡导者们虽然已赋于文学许多政治的、阶级的和革命的思想意识,但是,一直未曾打出现实主义旗号。所以,差不多到了三十年代中期,中国流行的是“革命文学”或“无产阶级”口号,而不是现实主义。由此可见,既便在阶级的政治的文学之中,现实主义在中国也并非一开始就占主导地位的;同时这也说明,中国的政治的革命的文学,也并非一定是现实主义的,或者一定是以现实主义为主导的。

      因此,完全否定或者贬低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的重要地位和历史意义是偏激和偏颇的,但是把现实主义定为一尊,或者和一些神圣的原则同日而语,也是浅薄的。至于有人对现实主义情有独钟,用现实主义来解释或概括整个中国文学史,甚至世界文学史,那只是一种用理论来划分类型的尝试而已,任何人都可以用任何一种理论来划分历史。因为任何一种理论类型的产生,其萌芽都能追溯到最古老的文化时代。

      无庸置疑,现实主义在中国文学中确实一度占据了独一无二的地位,至少从理论上说,曾经是神圣的,不容置疑的。虽然,这不仅仅是一个单纯的文学现象,而是一种历史文化现象。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现实主义在中国传播、兴盛和跌入低谷,无不和中国的政治文化形态的发展和演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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