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10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6—6152（2006）05—0025—04 我们这个时代的特点之一，是允许把性质不同的事物带到一起，然后给予新的组合秩序，并随时准备着把这新秩序再次拆解或再组合。眼下，“底层”和“纯文学”就是这样被带到一起的两个不同性质的东西。 依照我们熟悉的定义，“底层”是个社会学概念，与“纯文学”风马牛不相及。查考这两个概念与我们相遇的时间会发现，二者也几乎没有重叠过：“纯文学”在1980年代的文学界风头极盛，昭示着一种呼之欲出的崭新事物，它的对立面自然是“不纯”的、太社会化了的文学，它意欲告别的也正是这种把文学当作社会学的尴尬情形；“底层”则流行自1990年代后期，至今仍然盛行不衰，传达着社会分化后的沉重叹息。把这两个概念带到一起，莫非是想说明：“纯文学”已经远离社会底层，变成了时代苍白的无病呻吟？或者是想说明：尽管社会已经分化为颇为悬殊的上流和底层，精英意识也到了成为需要忏悔之物的地步，但作为文学之根本的“纯文学”，就其内在精神和专业标准而言，依然不能放弃或降低？总之，把这两个概念带到一起，会让人们联想到许多许多，甚至让人禁不住想，这种连接是否也是一个后现代的中国式游戏：沉重、悒郁，但却不断延展着可能的思维空间？ 说起来，“纯文学”在中国的产生并不“纯”，它压根就不是纯文学性的，而是政治性的。前几年批评界对这个话题进行过重新讨论，一些当事人亦交代，他们在当初推动“纯文学”观念的形成时，对文学应该怎样“纯”并不甚了了，倒是对用“纯”的文学推倒意识形态文学的一统天下却了然于胸[1]。那时候，“第三世界文学”概念还没有向我们招手，伯明翰学派还呆在伯明翰的校园里，法兰克福学派对资本主义逻辑的描述也没有进入我们的经验，社会分层虽然一直存在，但在当时的意识里，这与其是资本主义逻辑或某种社会“自然性”的体现，不如说是计划经济的必然伴随物：“农民”的天然身份不正是城乡二元社会结构制造的吗？工人的怠工、管理者的不负责不正是僵化的所有制使然吗？假如清除了“左”的意识形态，假如改变了所有制，假如让社会摆脱一切对“人”的不应有的束缚，那么光明的“现代”前景就在我们前面。而“纯文学”之“纯”所对应的政治性背景恰恰是一个“现代”的社会，一个“人”的社会。这个社会虽然不在我们身边，但却在某一确定之处等待着我们。“纯文学”就是诞生在这样一种乐观的时代氛围之中。并不是不存在着与之较量的力量，但与之较量的力量更属意于打压其他可能的文学观念，而文学就像经济一样有其自身的规律，这样一种观念却使它避免了可能招致的麻烦。也就是说，“纯文学”在当时所能获得的合法性机会，远远大于其他可能的文学观念，于是，人们便齐集在这个方面，以一种文学自律的逻辑，打败了文学工具论，并进而打破了文学意识形态的一统天下。 但“纯文学”在确立了自身合法性地位后，却渐渐忘记了自己的“出身”，忘记了它由之而出的那个时代和社会的限定，把一个更多由策略性要素构成的命题，当成了本质如此的战略性规划。它忙着重新确立文学秩序：一方面，它以文学本体论的身份，继续与几乎不复存在的文学工具论保持一种假想的二元对立关系，以加固自己的正当性地位[2]；另一方面，它又以精英者的身份，与“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等建立了一种等级关系，以保持自己的霸权地位。至于“纯文学”应该怎样“纯”，则一直没有确切的标准，但它却繁衍出许多“流派式”的写作品种，如“先锋文学”“新生代”“晚生代”“私人写作”等等，不一而足。在这种观念主宰下，只要被“纯文学”加冕，就必得走红无疑，虽然红的范围越来越小。就这样，一个当初具有“革命性”的文学命题，便走向了一种新的僵化的文学意识形态。 但“纯文学”这一命题，并非不包含“永恒”合理的要素，只不过这种“永恒性”如果不和“当下时刻”交织在一起，它就只是飘浮在空中的一面标志性旗帜。比如，“纯文学”所包含的文学自律性，就始终是拒绝任何对文学的霸权式要求的一个利器，但“文学自律”永远是一种性质，而不像1980年代以来的“纯文学”那样是一种实体。要求“文学自律”成为一种实体，一种样态，本身就是丧失主体性的“他律”之表现。因此可以说，“文学自律”并不独属于“纯文学”，而“纯文学”也不等于“文学自律”，甚至在1990年代以后的中国文坛，许多时候，“纯文学”概念在被使用时已经不再包含任何自律性，而完完全全堕入另一种“他律”的泥潭。 说“文学自律”不独属于“纯文学”，自然意味着被“纯文学”观念排斥的其他文学样态，并非一定不包含“文学自律”的性质。当我们确认某种文学具有政治性时，并不意味着这种文学就一定放弃了文学的功能，转而承载不属于文学的内容，更不意味着文学对政治的必然依附。竹内好在论述鲁迅文学时就曾指出：“游离政治的，不是文学。文学在政治中找见自己的影子，又把这影子破却在政治里，换句话说，就是自觉到无力——文学走完这一过程，才成为文学。”他称这种文学是“真的文学”。至于“文学与政治的关系”，“不是从属关系，不是相尅关系”，而“是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竹内好也区分了“真正的文学”和“政治所见的文学”，但他却认为：“真正的文学并不反对政治，但唾弃靠政治来支撑的文学。它所唾弃的文学，在孙文身上看不到‘永远的革命者’，而只看到革命的成功者或革命的失败者。为什么说唾弃呢？因为这种相对的世界，是个‘凝固了的世界’，没有自我生成的运作，因而文学者只该死灭。文学诞生的根元之场，应常被政治所包围。”简言之就是，在鲁迅那里，文学是“政治的”，政治也是“文学的”；让文学依附之的政治，不是真正的政治；处在历史漩涡之中却拒绝政治的文学，也不是真正的文学；让政治生生不息的内在结构，恰恰是一种文学性的结构，一种拒绝把政治、把世界“凝固”化的结构。因此，竹内好称“文学是行动”，“文学不在行动之外，而在行动之中，就像一个旋转的球的轴心，是集动于一身的静止的极致形态”。文学就是这样与（生生不息而不是凝固的）政治构成了“矛盾的自我同一关系”。[3]134—13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