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9－9530(2012)01－0098－04 一 前期创造社成员受浪漫主义运动和唯美主义思想影响较多。众所周知，在西方语境中，不管是浪漫主义还是唯美主义都相当推崇感性与艺术，并以此对抗日益理性化与工具化的现代生活。到了被称为审美主义的西方后浪漫主义理论家驰骋理论界的时代，理性牢笼已经成型，浪漫主义者俨然成为先知，他们刺向理性巨人的投枪虽极端偏执却大快人心，继承浪漫主义者之知识遗产的福柯一辈，所发出的奇谈怪论虽出奇的怪异，却不无所本，在当时知识界与民众之间的鸿沟不断拉近的背景中，其激进主义的知识话语合法性，反而显得牢不可破。转头回看中国的情况，问题却显得非常复杂。受时代、个性与环境的影响，以及对唯美主义、浪漫主义的接受，前期创造社成员很喜欢挑战民众的眼睛，他们喜欢在杂志上颇具挑衅地把嘴巴比成酒杯，把乳头比成浪漫主义者嗜好的坟墓意象，显得很先锋，[1]他们喜欢温柔伤感的情调，喜欢安排笔下人物感叹“不知道心里怎样的欢喜”，“哪一次不呼吸喜欢得迫促起来”，流一流“浪漫的泪”，他们推崇直觉、灵感、想象，鼓吹“生的颤动，灵的叫喊”，认为诗歌便是“人类的欢乐的源泉，陶醉的美釀，慰安的天国”，显示出年轻人青春蓬勃的一面。在创造社成员的著作中，随处可见感性、激情、情感等熠熠生辉的词。郭沫若先生在谈到歌德与他之共鸣时曾经提到，主情主义是他与歌德共鸣的第一点，当“侯爵重视维特的理智与才能而忽视其心情时，他说：‘我这心情才是我唯一的至宝，只有他才是一切的源泉，一切力量的，一切福佑的，一切灾难的。’他说，他智所能知的，什么人都可以知道，只有他的心才是他自己所独有，他对于宇宙万物，不是用理智去分析，去宰割，他是用他的心情去综合，去创造。”[2]2从中可见其对歌德浪漫主义文学观念的深深认同。创造社诸君将情感摆在第一位，理智摆在第二位，视“分析”为宰割的代名词，理智为冷冰冰的屠刀，显示出对浪漫主义运动的深刻把握。成仿吾先生的另一处论述或许更能代表创造社的普遍姿态：“文学是直诉于我们的感情，而不是刺激我们的理智的创造；文艺的玩赏是感情与感情的融洽，而不是理智与理智的折衝；文学的目的是对于一种心或物的现象之情感的传达，而不是关于他的理智的报告。”[3]这些思想，也在他们的文学创作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贯彻，那种浪漫夸张的情感、偏执激越的姿态常常非常抢眼地出现在他们的作品中。 正因为他们将情感摆在第一位、将理智摆在第二位，他们对于“功利主义”的批评就更是不遗余力。功利主义也因此成为在创造社刊物中露面最多的反面角色之一而不断地接受一次又一次的批判。有意思的是，尽管浪漫主义反对以算计和牢笼为别名的理性，但是在反功利主义的论述中，身处东方满怀激情重演浪漫运动的创造社诸君却并没有细致地对这个词语进行详细的界定，如何在批判功利主义的论述中展现其先锋姿态，反而是他们最关心的事情。郭沫若先生曾将诸种经典著作续写者，那些道德专家们称为功利主义者：“同时有著述兼出版家尼可来氏(Christoph Friedrich Nicolai)更著了一《少年维特之喜悦》(Die Freuden des Jungen Werthers)以对抗，叙述维特不曾自杀，终至受婚成礼。如我国有《水浒传》必有《荡寇志》，有《西厢记》必有《续西厢》，有《石头记》必有《后红楼》、《续红楼》、《鬼红楼》……可怜的是功利主义的无聊作家之浅薄哟！续貂狗尾，究竟无补于世！文艺是对于既成道德、既成社会的一种革命的宣言。”[2]7在这里，功利主义更主要的是他给某种道德保守主义贴的一个标签，以此反衬其“对既成道德、既成社会的一种革命”的先锋姿态，至于功利主义的具体化内涵，反而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 从这个角度看，郁达夫先生那曾引发争议的天才论，也许并不如我们想象的那样难以理解。他宣称：“文艺是天才的创造物，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4]“文艺批评有真假的二种，真的文艺批评，是为常人而作的一种‘天才的赞词’，因为天才的好处，我们凡人看不出来，必待大批评家来摘发出来之后，我们才能知道丰城狱底，有绝世的龙泉，楚国山中，有和氏的美玉。”[4]“才智，大约都是在水平线以下，或与水平线齐头的。中国的古人也说，天才必五百年一生，所以古今中外毕竟是天才少庸人多。”[4]这种论调，在当时乃至今日看来都是非常刺耳的，但从浪漫主义关于“天才”话语形成的知识学背景来看又显得不难理解了，既然对“主体”尤其是“感性主体”推崇备至，竭力抬高被低估的人的力量显得理所当然。宣传“天才必五百年一生”的诗学话语，与后来西方批评界拼命强调“作者之死”标榜“政治正确”的诸多论调，都是有着理所当然的知识社会学语境的，从浪漫主义者所秉有的态度去推论，也就并不显得过于唐突了，这正如郭沫若先生所说：“郁达夫在《艺文私见》(创造第一期)中，说了一句‘文艺是天才的创作’，惹起‘损’先生的一场热骂，和许多人的暗暗的冷嘲。其实这句话并不是达夫的创见，据我所知道的，德国大哲学家康德早已说过。或者在康德之前更早已有人说过也说不定，因为这句话本是浅显易明的真理。”[5]郁达夫唯恐天下不乱的尖锐论调，为其激进姿态做足了生动的注脚，不过，那其实无非是青年人偏执尖锐的激进主义姿态而已，最重要的是为了将强调情感与感性的张狂姿态突显出来，而这种姿态背后的意图倒显得不那么重要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