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以来，由于进化论观念的吸纳、现代性意识的高扬、启蒙思想的重铸、传统学术门类的分化与现代学科体系的初建、知识分子身份与地位的边缘化及其文化知识型构的近现代转型，中国传统文学与文论在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比较、冲突中，其合法性危机不断凸现，特别是经过西方学科化知识形态的洗礼后，开始了拟自然知识体系向现代科学轴心体系以及社会秩序价值向历史进步价值的多重转变，而在由文学现代性的接引与现代性的拒斥之矛盾所导致的广阔的致思空间中，中国文学批评也在危机与抗争、本土与异域、自我与他者、传统与现代的诸多困惑中不断转型。中国文学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从一个侧面反映出中国文学理论与批评现代转型的基本态势与内在规律，很有学术代表性，值得我们深入研究。 一、契机：文体革新意识的自觉与新批评文体实践 自龚自珍在《文体箴》中提出文体贵创造的思想始，近代以来，文体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涨。大致来说，近代以来的文体革新意识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基于启蒙、救亡等政治功用目的所提倡的文体革新。如维新派梁启超、谭嗣同等人所极力鼓吹并实践的“新文体”、“白话体”、“报章体”。二是基于学术研究与文学创新目的所进行的中西方文体比较。如黄遵宪从比较语言学角度探讨了中国与欧洲文学的发展，得出言、文判然为二造成中国文学的发展窘境、中国传统文体必须进行改革的结论；周作人借助西方文学对小说戏曲等文体的重视来批判传统的文体偏见；王国维从中西思维方式比较的角度来剖析中国传统文学批评及文体形式本身的内在缺陷，等等。由于这种文体革新意识的自觉，近代以来不仅中国文学的整体格局在发生改变，而且各种艺术文体形式也在发生着变革。特别是三“界”革命(“诗界革命”、“文界革命”、“小说界革命”)作为一种声势浩大的文学革新运动产生以来，各种新的文学文体形式(如大型组诗、“歌体诗”、“报章体”、“时务体”等)不断涌现。如果说近现代之交以梁启超等人为代表的文体革新还处于呼吁、摸索、尝试之中，那么“五四”以来文体的创新由于前期的积累逐渐走向高潮。以当时一个有名的刊物《自由谈》为例，就可以看到转型期“杂语共欢”的文体景观。《自由谈》的文风“光怪陆离”、其内容“无奇不有”，从语言形式看，则既是古代文体的“古董店”，又是新文体的实验场。① 上述这种文体革新意识及其实践也及时反映到文学批评的实践或理论思考中来。例如，梁启超在他所推崇的“小说界革命”中，就主张小说的革命不仅仅是内容上对传统小说的清算，也包括在小说批评中采用新的文体形式——谈话体。他在《小说丛话》卷首小引中说：“谈话体之文学尚矣。此体近二三百年来益发达，即最干燥之考据学、金石学往往用此体出之，……至如诗话、文话、词话等，更汗牛充栋矣。乃至四六话、制义话、楹联话亦有作者。……惟小说尚阙如，虽由学士大夫鄙弃不道，抑亦此学幼稚之征证也。”②梁启超主持的《小说丛话》的“笔谈”第一次利用报刊这种现代传媒，集合了当时著名的专家、学者集中地讨论有关小说的各种话题。笔谈者立场和观点各异，相互辩论，互有交锋，在小说理论探讨方面形成了完全有别于古代评点的理论探讨的新形式和新格局。其参与者大都采用笔名形式，如饮冰室主人(梁启超)、曼殊(梁启勋)、平子(狄葆贤)等，这与古代评点以真名示人、看重作者权益颇不相同。其次，延续时间长达数年。再次，涉及范围相当广泛，思路各异。既有基于文本细读与阅读体验的理论总结，也有跨文化视域的中西比较；既有基于历史脉络的梳理，也有纯粹原理性的阐发。更为重要的是，这个类似“文化沙龙”性质的笔谈，是以一种平等、理性的探讨方式出现的。作为“主持人”或“发起人”的饮冰并不以权威压人，参与者自由发言，各种争论也尽量记录在案。可以说，过去那种视小说为小道，重把玩、少驳诘的研究方式，已逐渐变成了在公共领域公开进行的自由讨论，原先局限于传统士大夫小圈子之间的私下活动，已开始通过诉诸公共舆论而扩大了文学批评的空间。也难怪当时参与者们大都意识到此种形式“是小说丛话也，亦中国前此未有之作。”③如果说梁启超主持的《小说丛话》的“笔谈”还初具对话体的基本形式的话，那么到“五四”以后，对话体成了开创文学批评空间的重要方式。比如在《创造季刊》中，对话体和诗话这两种文体形式尤其受到批评家的青睐。其中刊出的《批评之拥护》一文甚至全篇采用主客对话、一问一答的形式。受梁启超这种批评文体革新思想的影响，当时还有人主张将古代已有的批评文体应用到新的文学样式中去。比如，邱炜薆的《客云庐小说话》就颇有将中国传统诗词文“话”这种批评形式引入到小说批评中来的意向，他认为：“唐以后，文人始有诗话，宋元而还，词话、四六话代有踵兴，岂唐以前文人知文不知话耶？陆机《文赋》，刘勰《雕龙》，尤话之至精者。……不佞樗栎之材，于吾师无能为役，惟恶旧喜新，愿弥古作之阙，而开今体之幕，窃有同心，志之所存，尝在小说。”④对于梁启超批评文体上的这种现代转变，美国学者柯克·登顿就敏锐地注意到，并且将之同与梁氏同时代的王国维的批评文体进行了比较： 王国维写于转型的晚清时期的《文学小言》还明显地表现出与传统批评在形式上的连结。尽管他的思想受到康德、叔本华美学观的影响，但他的文学批评方式仍然是与诗话传统一致的。在写作于同一时期的梁启超关于小说的论文中，我们却可以看到更多的现代批评的特征，虽然它的“血统”，我们或许可以溯源到“赋”的论文形式。首先，梁启超的论文采取的是半白话语言，这本身就是现代性的一个标志。此外，梁启超采用的是阐述式的写作；有一个中心论点，并且进行较为系统的论证。虽然他采用了一些佛教术语，但他却尽力避免了传统批评那些深奥而模棱两可的词汇。⑤ 其实这种看法如果结合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来看，尚有值得商榷之处。如果说梁启超的文体变革思想更多基于政治改良的目的而带有明显的功利性的话，那么王国维在文学批评文体的改革方面更倾向于从内在学理的角度来进行改造和实践。他在《人间词话》中考察了中国古代各种诗体的兴衰代变，对文体复古论进行了批评：“盖文体通行既久，染指遂多，自成习套，豪杰之士，亦难于其中自出新意，故遁而作他体以自解脱。一切文体所以始盛终衰者，皆由于此。故谓文学后不如前，余未敢信。⑥而在批评实践上，王国维大胆借鉴西方论文体，象《＜红楼梦＞评论》就是完全有别于传统论说体形式的批评之作。在这篇标志着中国文学批评开始现代转型的名作之中，我们基本上看不到王国维对传统文章义法的追求，也看不到传统“文以载道”观念的重复，它不仅使传统文论过于简略、模糊化、弹性化的表述特点逐渐向清晰、准确、逻辑化的表述特点过渡，而且全文依据理论的逻辑需要而展开，以理论框架统率经验材料，以演绎的方法作推断，有极其严密的逻辑推理过程。这种讲究知识的合法性、论述的可靠性、形式的合规范性的新型论说文体，从知识谱系上看，已经完全接受了西方现代论说文体的影响，不仅改变了传统批评文体的基质，也改变了传统批评文章的写作方式和文学批评的外在文体形式。 这种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还可从传统诗话形式向现代诗论专著形式的转变中见出。民国以来，不少批评家仍然采用旧体诗话形式发表批评看法。如王逸塘的《今传是楼诗话》、彭子兰的《湘湄诗话》、李家孚的《合肥诗话》、张可中的《天籁阁诗话》、青心居士的《藕船诗话》、龙汇川的《汇川诗话》、范左青的《古今滑稽诗话》、陈景实的《观尘因室诗话》、邵祖平的《七绝诗话》、祝嘉的《军国民诗话》、吕光锡的《桃花源诗话》等。这些诗话从体例、言说方式，卷轶分类与传统诗话并无大异，基本上承接了传统诗话的批评形式与批评文体。不过另一个更值得注意的现象则是受西方文学批评文体形式的影响，民国以来特别是“五四”以后出现了更多、影响也更大的诗论专著如黄节的《诗学》、刘文蔚的《诗学含英》、胡怀琛的《诗歌学A B C》、傅东华的《诗歌原理A B C》、江恒源的《中国诗学大纲》、谢无量的《诗学指南》、刘麟生的《中国诗词概论》、徐敬修的《诗学常识》、刘圣旦的《诗学发凡》、洪为法的《绝句论》、孙俍工的《诗底原理》、范况的《中国诗学通论》、杨启高的《唐代诗学》、李广田的《诗的艺术》、朱光潜的《诗论》等。这些诗论专著大多受到西方批评观念及批评文体的影响。例如，杨鸿烈就曾宣称他的《中国诗学大纲》的宗旨就是要“把中国各时代所有论诗的文章，用严密的科学方法归纳排比起来，并援引欧美诗学家研究所得的一般诗学原理来解决中国诗里的许多困难问题。”⑦又如，江恒源在《中国诗学大纲》中关于诗学问题的思考没有再采用传统的诗话形式，而是借鉴西方诗学著作的文体形式，全书分为“通论”、“诗的定义”、“诗的起源”、“诗的分类”、“诗的组合原素”、“诗的作法”、“诗的功能”、“诗的演进”和“结论”九个部分，这种章节和篇目的创设在文体形式上已经十分现代了。
